围城的语言艺术.docVIP

《围城》的语言艺术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它不同于一般专重情节发展的小说，全书没有普通爱情小说所具有的惊涛骇浪似的矛盾与冲突桥段，也没有惊天动地的生死离别情节。作者通过主人公方鸿渐在学业、爱情和事业道路上所遭遇到的种种挫折与不幸，揭露了方鸿渐周围许许多多可鄙可笑的人和事。作者用一种诙谐的笔调，或嬉笑、或嘲讽、或投以卑夷眼光，毫不留情地把罩在知识分子虚伪道德面孔前的假面具掀开，用真实的笔触抒写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社会面貌。要而言之，《围城》的基本特点是幽默讽刺，它的问世将讽刺文学推向了制高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的讽刺既不似鲁迅的辛辣冷嘲，也不像老舍的市民幽默，更不同于赵树理的乡土讽刺，钱钟书是含知识性的尖刻嘲讽，他以一个智者、学者身份，以不经意的语言，令读者发笑，并使读者在笑中体会到其深刻的嘲讽意味。这一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作者广博的学识和巧妙地调动多种语言选择及组织手段，而利用语言“移置”手法的使用为作品形成幽默讽刺艺术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移置”这个词语是自己的吗？ 故意混淆语言的文体色彩是语言“移置”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也称为词语的“降用”。词语“降用”是由表达的需要，临时故意地把有“重”、“大”义的词语，降作一般词语使用的一种修辞格，即在话语中，语词的言词义离开、转移、违拗了它的语言意义，造成了主体语言经验、审美观念同现实话语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滑稽诙谐之趣的一种方法。如写方鸿渐跟孙柔嘉在香港结了婚回上海后，看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和拥人关系很不和谐，甚至藏着仇嫉和卑鄙时，写道：“父母兄弟不用说，朋友要绝交，佣人要罢工……。”这里故意把国际关系用语、政治用语“绝交”、“罢工”降级使用，使其常用义跟实际要表达的意义发生偏离，让读者感到不合情理。但透过词面对话语及联系上下文作深层理解，就领会到作者的真正用意在于讥笑揶揄，这就制造了嘲讽讥笑，着力渲染了方鸿渐感受到众叛亲离、孤独寂寞、四面楚歌的气氛。 语言“移置”的另一种形式是故意混淆语言的感情色彩，用褒义词修饰贬抑的对象，用赞扬肯定的语气陈述憎恶、否定的事物，这一形式其实也属比喻的一种，即将本体和喻体的部分相似转化为全部相等，抹去了高尚和卑鄙，庄重和滑稽，人和生物等的区别，属幽默语言结构的“降格”。如鸿渐一行在前往三闾大学途中对一个女孩子的描写“那女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姹紫艳红开遍的花园。”作用用“虹霓”、“日光”、“花园”这几个使人赏心悦目的景象比喻小女孩化了妆的脸，但读者却丝毫没有感到美，反倒觉得因打扮过分花哨、俗气跟她的年龄不相称，在不协调中隐含着对她的讽刺。 《围城》中语言“移置”等手法的运用使作品的语言轻松俏皮、机智活脱、妙趣横生，尖刻隽永。同时，这一语言特色在表现作品主题及塑造人物形象上所起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 一、塑造人物形象要围绕人物塑造与语言的关系来论述。 《围城》创作于40年代中期，此时中国正处在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年代，而作品写的也是1937年7月至1939年末的人和事，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便是由“七七事变”、“上海失守”、“南京大屠杀”等组成的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思想与心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扭曲，钱钟书选取了号称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作为样本，塑造了一批欧化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 方鸿渐是小说的主人公，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组合、个性鲜明的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他出生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乡绅之家，大学毕业后到欧洲留学，留学四年一无成就，买得一张哲学博士的文凭。但他并不是存心以假文凭混世的，因为他这样做实在是为了博得家长的欢心，为此常羞愧脸红。国难当头，他不关心国家大事，但决不作汉奸，也不像李梅亭搞投机倒把发国难财。在三闾大学，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不能不随波逐流；他不想盗名欺世，却又不能不弄虚作假；他既想与别人竞争，又无纵横捭阖的气魄和应有的才干；他常常处于这种矛盾的心态中，难以有所作为。在婚姻问题上也是如此。总的看来，这个人物既是灰色的，又是复杂的，既盲目自信，又懦弱无用，但其性格中也不乏正直、善良的一面。钱钟书为了塑造出这一富有立体感的活生生的形象，对语言的各种有效手段进行了积极调动，可谓精心之至，精采纷呈。 作品在第一章中写到：“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没有见过面，只瞻仰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漠不关心。”“瞻仰”的原意是：对庄重严肃的事物恭敬地看，如“瞻仰人民大会堂/天安门/毛主席遗容”等。但作者把“瞻仰”用在看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的“照片”上，感情色彩的“矛盾”导致了语义关系的“抵牾”。庄词谐用，变肃穆为嘻笑，涉笔成趣地透视出方鸿渐跟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妻的陌生，敬而远之的隔漠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