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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和制度完善 　　刑法修正案(七)将巨额财产来源明罪的最高刑期由5年提高到10年。使得这一贪污罪的阻截罪名又一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关于本罪的争论焦点不仅存在于量刑上，还存于立法精神的探讨上，一些学者认为本罪一反以往司法机关顺向的逻辑思维，将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之负责证明行为人拥有巨额财产即可，这一规定虽然有利于打击狡猾的犯罪份子，是惩罚腐败的锐利武器，但是这有与现代立法上所推崇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所以在立法价值上存在争议。本罪在司法上也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比如本罪是否引起司法机关的消极司法等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将《刑法》第395条第1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由此可见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本罪的犯罪主体的身份比较高。司法实践中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般职位的比重比较多，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则多身居高官要职。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犯罪嫌疑人明知其非法聚敛巨额财产的行为会侵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个结果的发生。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拥有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并且绝大多数犯罪数额中均包含有外币。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构的工作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必将承担一定的义务，廉洁义务是首当其冲的。 　　立法者把一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要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法是公共意志的体现，立法要符合民众的利益要求。法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因此，判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要从以下两个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价值在于惩罚犯罪和维护公平正义。本罪的设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近几年来，国家工作人员中出现了财产来源不明的暴发户，特别是国有企业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的财产为自己牟利，使得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财产的合法来源。当经过认真调查，无法查清这些财产是否为贪污、受贿、走私犯罪所得或者其他犯罪所得，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就构成一种犯罪事实。如不在立法上加以规定，不仅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而且客观上还会推动他人实施经济犯罪活动。设立本罪是刑事司法的无奈之举，也不失为必要之举，其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严惩贪污腐败分子，乃人心所向，同时也有助于刑事司法的实际操作。从罪刑法定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为了不放纵犯罪而制定的。 　　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实体法上，为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腐败行为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堵塞漏洞，使一批隐蔽的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同时在程序法上，该罪的设立减轻了司法机关证明责任程度，方便了诉讼进行。对差额巨大的财产本人不能说明来源的以非法所得论处，可以避免案件久拖不结，为司法机关迅速有力地追究犯罪行为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立法已经达到了最大化地体现公平、正义要求，它同不设立此罪，而一律“疑罪从有”定贪污受贿等罪或按“宁纵毋枉”一律不处理的策略相比，具有相当合理性基础。可以说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另一方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制性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廉洁义务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刑法》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本罪的主体就是刑法中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 　　其次，廉洁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公务员法》第十二条第(八)项规定公务员有“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义务;《法官法》第七条第(五)项、《检察官法》第八条第(四)项都分别规定：法官和检察官应当履行“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义务。《警察法》第二十二条第(六)项也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敲诈勒索或者索取、收受贿赂。”可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规范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性更加严格的要求，已经上升到刑法的高度了。立法者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重心在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不受侵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代表国家行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事务管理的职权。国家和人民要求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活动中，务必做到公正、严明。这种公正、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