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语文]周汝昌 语文第一课.docVIP

语文第一课 周汝昌 作者简介：周汝昌　1918年生于天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任全国政协五、六、七、八届委员。《红楼梦新证》是其代表作，影响深远。另著有《曹雪芹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等十几部红学专著以及《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书法艺术答问》等学术著作。 语文水平是衡量一个人的“第一标准”。语文教材、教学的重要不待烦言而自明。今日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感想。 我从1954年才离开学校生活，这包括从小当学生和后来做教师而言。若自1918年我降生人世算起，已有36年之久，这么多年没有离开对语文的学习、研究和讲授。在各级学校中所读、所学的课程，可谓五花八门，种种名色；但若问我最喜爱哪一门功课，我将毫不迟疑地敬答两个字：语文。 一提“语文”，思绪就纷纷然，不易一下子理清，而讲明了——这是何意?是因为由“语文”而引生的“问题”就太多了。 我刚上小学时，没有“语文”这名目，这是现今的词语，那时叫做“国文”——好像一度又改称“国语”。 为什么弃“国”字而不用?大约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以为应当“国际化”吧?但我因从小对它发生了感情的缘故，至今喜欢这么说，意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字文章。这有什么不好?今日的体育界不是还有“国脚”、“国手”吗?“国”岂能置而不论? 且说我一人小学，就读的是“国文”。那时还没有统一规定的课本，上海的著名的大书局，都自编自印“教材”，学校有采用选择权。记得我受益最多的是世界书局的课本。我出生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年代了——所以不能把我看成是“古旧派”时代的人物。“白话”逐步占上风了，可是要被“打倒”的“文言”还残存一部分地位。我们这一辈人，身上注定了要带着这种奇特的“文化矛盾”而生存，而成长——而为这种“矛盾”、“麻烦”播弄得十分烦恼苦闷，这话年轻一代人就不大容易理解体会了，也非三言五语所能向他们“说明白”的小事一段。 我父亲是清朝光绪年问末科(最后一次科考)的秀才，熟悉的是四书五经，不懂新鲜的“白话文”，但对我们的新式教育不加干涉，很“民主”。等我长到9岁(虚岁)，他就让我上学了(此前是学认“字号”，即方块纸印好的“看图识字”)。一入学，第一课“课文”是：“人、刀、尺”三个大字。这“教材”有“意义”吗?你可以“破译”，说：从小开始自知为“人”，人为万物之灵嘛!人能使刀，会制工具呀——切菜剁肉，自卫杀敌……又会用尺，能计量了，就一步步走近科学了……这只能是玩笑。不管怎么“研究”，那“人、刀、尺”除了是“笔画最少”，实在太没意思了。小孩子的感受是：人、刀、尺、马、牛、羊……这还不如在家里认“字号”有趣呢!——有“批评”的声音潜在于幼小的心中。 大约第二阶段的课文是“大公鸡，喔喔啼”一类了。这进步倒有“文理”、“句意”可寻了，有的还多少带点儿“文学性”了，学起来较为高兴些，但心里也有疑问：从小听母亲、妈妈(保姆)讲故事，大公鸡也时常出场，无一例外地是“咕咕根儿——大天亮!”那声音离“喔喔”很远，我也没听见公鸡这么叫过。老师(那时概称先生)还教给读音：喔念“握”，不念“屋”(其实这只是人声字在北方语音的“分化”)。反正我们家乡的鸡不会“握握”式的“打鸣儿”(从来也不说“鸡啼”!)——心中许多想不通。 要我回忆初级小学的语文教学情况，只限于此——这并非只因年远记忆消失之故，真正的原因是这种课本教材，不大懂得学童的智能特点和语文本能的发展要求都是怎么样的，只从成人的“想当然”而把这一最重要的奠基教育看得那么简单乏味——所以那段课堂教学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值得说起的印象。不客气地说：那是一种失败的做法。比如，就拿“计算笔画”这一简单思想来说，专家们似乎不曾意识到：小孩子对待汉字学习兴趣与掌握才能，一点儿也不是取决于一个简单的笔画多少的“分际”，实际上，他们对‘人、刀、尺’的兴趣远远不如另外那些笔画“多”的字，而且学写的速度与优劣也与笔画之数目成“正比例”。事实上，笔画越少的汉字越难写好，时常很“难看”。“高”“喜”……总比“刀”“尺”写来又有趣又爱学爱看。 记得一入高小，换用了世界书局的国文课本，效果立显不同了。这儿所选的历代短篇名作精品，都是“文言”了，从《苛政猛于虎》到《岳阳楼记》，从《秋声赋》到《病梅馆记》……还有《祭妹文》……体制风格，文采情操，极为丰富美好，没有单一感(千篇一律的文风气味，语式口吻……)，没有说教性，篇篇打动心弦，引人人胜。学童们一拿起这种新课本，面有惊奇色，也有喜色。他们并没有喊“这可太难了”，也绝没有“奈何”之叹，更不见愁眉苦脸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