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奇人与天津地域文化资料助读画龙点睛.doc

“天津故事”的前世与今生 前 言 　　 张清华 　　 天津的历史，要说长也很长，汉代武帝时即在武清设了盐官，但这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天津并不是一码事。自古这里是一片滨海的水泽之地，只因黄河多次改道于附近入海，带来的泥沙使之渐渐露出海面，但依然是一片水网纵横的荒蛮莽野，除了出产鱼虾盐卤之外，在农业时代不会成为显赫要地。隋代大运河开挖之后，沿河逐渐成为商贸发达之地，天津地面自然也就开始有了人气，但建城的历史还是迟至明代，建文二年（1400年），镇守北京的藩王朱棣为了同其侄子明惠帝争夺皇位，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后来朱棣做了皇帝，为纪念由此起兵的“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将此地赐名为“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从此作为军事要地的天津，开始建城设卫，成为都城北京的门户。 　　 清中叶时，天津特有的文化也开始发育，因为毗邻政治中心的北京，同时又以商贸和漕运而汇集了财富与人气，在水西庄一带便汇聚了大批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这些文人多来自江浙，有的属于暂时栖身，待价而沽，有的则并不志在科举，而乐得在此地吟诗作赋，消闲饮乐于市井。于是“水西庄文学”出现了，这是使得具有天津特色的文化与文学诞生的一个标志。钱塘文人汪沆的《津门杂事诗》、蒋诗的《沽河杂咏》、崔旭的《津门百咏》等，都是最为有名的。这类作品不仅带有南方的清新雅致，又有鲜明的天津地方的风俗民情。以此为标记，传统意义上的天津文化算是有了一个轮廓。 　　 但真正成为近代意义上的都会，是自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成为北方最早向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欧美多国在天津设立租界，西方的文化与城市观念迅速影响到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之李鸿章等清廷重臣也将此地当作洋务运动的主要基地，由此天津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在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建设，均开中国之先河。天津也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在此条件下，城市文学当然也就随着报纸、杂志、出版等近代传媒的出现而很快兴起。晚清时张焘编著的三卷本《津门杂记》，全面详尽记述了这里的地理自然、风俗物产、人情世态、社会样貌，包括文化上趋利而又好德、重商而多闲趣的特点，堪称是一部鲜活的天津方志，以清晰的文字勾勒出了老天津特有的地方文化谱系。藉此，所谓“津味”文化已然显现出了物质上的一个基础，一个日后小说家们想象老天津的记忆原点。 　　 至民初，天津的市民文化日甚一日地发育起来，与此同时，津门的市井小说也随之盛极一时，刘云若、李燃犀、戴愚庵等人都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市井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大都通过报刊连载的方式，传播甚广。刘云若的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情海归帆》《歌舞江山》、李燃犀的《津门艳迹》等，都堪称是民国俗文学的标志性作品。李燃犀还是相声文化的鼻祖之一，其创作的许多作品成为相声界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些都为后来的“津味小说”奠定了基础。 　　 关于天津文化的另一个想象来源于鲁迅笔下，这是国民性批判传统中的一个眼光。他在其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讥诮地刻画了天津“青皮”的做派，“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佩服……”在其它文字中，鲁迅也常提到天津，但庶几是以讥讽这里独有的痞子文化为要旨的。总之鲁迅所理解的天津文化具有更多负面的东西，这也是其“闲文化”与小市民风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记。 　　 虽然民国时期的“天津故事”是如此发达，但1949年之后，却在革命文化的压抑下销声匿迹。建国初，丁玲即代表新政府召开会议，对京津的报章小说家进行招抚和教育，力求对其进行改造。之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日益覆盖，旧文学完全断了踪迹。直至80年代初，具有文化品性和作为城市叙事的文学才渐渐复萌。最早产生影响的自然是冯骥才，作为在反思文学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作家，他最早的作品《啊！》是以略带反讽的意味，描写了“文革”年代令人噤若寒蝉的政治，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活剧。到80年代中期，他开始自觉地书写具有寻根意味的风俗文化小说，推出了其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在内的“俗世奇人”系列，共十七篇作品，以及具有近似主题与风格的《奇人管万斤》《炮打双灯》等中短篇小说。由于他的出色的地域文化书写，“天津叙事”获得了可以与“北京书写”“上海叙事”并驾齐驱的地位。 　　 这应了王安忆的说法，城市的地理和文化意义是“寻找”出来的，因为有某种传神的文学书写，一个城市的文化才获得了载体和物性，才能成为一种传奇，一种有神韵、类型、故事和标志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学叙事与城市文化是互相诞生的，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