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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刑法因果关系 　　【摘 要】刑法因果关系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在犯罪归责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传统刑法因果关系出现不足，难以满足环境犯罪认定的需求。对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在确定犯罪行为性质及刑事责任有无、大小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法因果关系；环境刑法因果关系 　　一、疫学因果关系概述 　　基于刑法罪责自负原则的要求，行为人只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欲使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首先须明确该结果是由行为人的危害行为造成，即要求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环境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日本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两个难点，一是调查污染物质。二是调查污染经由。环境犯罪中，涉及到高深的科学技术，如对危害物质的排放及危害程度的确立、检验，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难以进行判断，若坚持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即根据行为与结果之间必须存在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直接联系加以判定，势必会把大量环境犯罪排除在刑罚之外。为了有效防止环境犯罪，针对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学者提出疫学因果关系理论。 　　疫学，又称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日本称其为疫学。疫学是“关于决定人的群体的疾病的频度与分布的诸因素的研究”。疫学因果关系是指“某个因素与基于他的疾病之间的关系”。[1]它是研究疾病的流行、群体发病的原因与特征、以及预防对策的医学分支学科。流行病学以多数群体为对象，通过调查疾病的发病状况，探讨该流行疾病的流行原因、扩散过程以及预防方法。它与临床医学、病理学并列成为三种医学研究方法。它主要是利用统计的方法，将有关某疾病发生的原因.就疫学上可考虑的若干因素，调查各因子与疾病间的关系，挑选出盖然性较大的因素，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及判断。 　　将其在环境犯罪领域适用，就是指在不确定的污染源与不特定的被害人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的有效途径。疫学因果关系采用的是推定规则，推定规则是指由A事实推认B事实的存在，在B事实难以证明的情况下，以作为B事实前提的、更容易证明的A事实为证明对象，以推定B事实的存在。根据经验法则或法律的规定，在前提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建立起一种形式化的证明关系。它对推定事实一定伴随着前提事实的存在，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必然。在此种情况下，为揭露真相，合理分担风险，应当允许行为人就不利于自己的推定提出反证。[2] 　　二、疫学因果关系在司法领域的适用 　　1970年12月18日，西德擦里刀米德案件的终审判决，是疫学因果关系在刑事案件的适用。擦里刀米德，一家名叫“库里尤年达尔”公司生产的镇静安眠药，许多妇女在妊娠期间服用该药，生育的孩子先天畸形，四肢异常。蔓延世界许多国家。擦里刀米德安眠药的公司负责人因此受到刑事追诉，自1958年开始，在亚深地方裁判所对该案进行审理，共审讯了200多次。1970年首先在民事领域以民事案件达成和解，由经刑事追诉，于1970年12月8日，对该公司负责人予以刑事追责。在终审判决中，裁判所就断定擦里刀米德安眠药的致畸性的原由，从法律上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在认定因果关系的理由中是以疫学为基础。 　　根据裁判所的判决见解是，关于人的发育过程与擦里刀米德的作用形态方面的知识，是一个能够证明有因果关系，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根据。化学药剂，全然不知其作用形态，或者只知其中一二的现象是很多的。虽然如此，但对这些药品所具有的某种作用，都是不抱任何怀疑态度的。事实就是事实，不能因不被科学了解其作用机理而否定。 　　此后，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在日本司法实践中被发扬光大。首先是在民事领域上适用。1971年6月30日富山骨痛病案以民事案件在富山，采用疫学因果关系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阐述，进行严格的病理上的证明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就镉与此种发病是有关的，镉的影响强度与疾病的发病率大体相关作出证明，在企业没有特殊的反证的情况下，即可认定企业的侵权行为责任的观点，从而开疫学因果证明之先河。1972年8月9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判二审做出同样的判决。1971年9月，在阿贺野川汞中毒案民事判决中同样采用了疫学的因果关系。通过这一系列判决，以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为充足的审理方法基本上被固定下来。 　　为全世界广为关注的是熊本水误病案的审判。1953年开始，在日本熊本县水误湾附近的居民出现原因不明的怪病，被称为“水误病”。发病原因在医学上和药理上无法加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水误湾的鱼、贝等水生生物被水误市的肥料公司排出的含有汞的废液污染，水误湾附近的居民吃了这些鱼、贝患了该病，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具有高度的盖然性。由此确定，工厂排出的废液的行为与该地居民水误病之间存在疫学上的因果关系。1979年3月22日熊本地判判决该公司经理、厂长成立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1982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