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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景二帝的政治谋略和非常手腕 　　【摘 要】汉高祖刘邦登基后，不断以天下的土地、人口分封刘氏宗亲和有功的诸侯，虽然有的封地要么因受封人或其子孙犯罪，要么因受封人无继承人而被取消或收回，但不断分封的结果导致中央政权严重削弱，晁错提出“削藩”之策在当时势在必行。其实不论晁错是否“削藩”，颇有经邦治国“高调”发展区域经济的吴王刘濞都注定会被一步步“逼”上造反之路的。文帝在位时，就为如何消除这个江山社稷未来某个时间点的巨大隐患，颇费心思。“七国之乱”的爆发始终被城府更深的幕后“操盘手”景帝所洞察和掌控，景帝不愧是个借力高手，本文拟从“七国之乱”前前后后所展现出文帝，特别是景帝高超的政治谋略和非常手腕加以论述。 　　【关键词】七国之乱；文景二帝；政治谋略；手腕 　　一、“七国之乱”爆发有它的必然性，有反相的刘濞“高调”发展区域经济，其展现出来的经邦治国之才已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必然受到文、景两帝高度关注和打压。 　　刘邦在分封其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时曾“召濞相之，谓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勿反！濞顿首曰：不敢”。虽然担心百年之后刘濞谋反，但当时的刘邦的确没有任何办法，因其“诸子少”，只有让刘濞坐镇吴地。而这些事情作为儿子刘恒和孙子刘启都是非常清楚的。而刘濞“盗铸钱，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成了“富埒天子”，地方经济高度发达，与中央政府不相上下，而这种威胁在重农抑商的文帝时期尤为突出，刘恒要想牢牢坐稳江山，就得吸取诸多历史教训，为人处事得更加谨慎、“低调”，至于父亲刘邦说的有反相的刘濞，那更得多上些心思。 　　二、让吴王充分暴露其“叛逆”的野心，文、景用计“逼”其从幕后走到台前，便于掌控，免得羽翼丰满之后难以收拾，文、景两帝巧施“激将法”，上演了一出控制人质，杀人质的双簧戏。 　　文帝本来是招吴王太子刘贤进京为人质的。当其在“得侍皇太子饮博。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博弈居然导致了一场流血事件，令人匪夷所思。 　　笔者认为，司马迁虽然在这里用词不多，语言极简练，但已经挑明 “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要让暗处的吴王刘濞“跳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激怒他，让他走到幕前，直接暴露在中央政府面前，这样才便于控制。按理说，作为一向处事谨慎、仁慈“不忍”的文帝，为了平息矛盾，避免矛盾升级、恶化，处理此事时应当更加慎重一些的，毕竟砸死的可不是一般的人，怎么着也得厚礼安葬，但他却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笔者由此大胆推断这场流血冲突是刘恒、刘启父子俩蓄意策划、安排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司马迁没有写一句事后刘恒和刘启向吴王刘濞道歉的话语； 　　司马迁也没有写一句为人仁慈忠厚的刘恒责备刘启的语言； 　　从刘启后来的性格来看，他为人非常隐忍，城府很深。这场“兄弟”之间的博弈，他却能痛下杀手。 　　事后“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复遣丧之长安葬”，也没有做其它的善后工作，更不要说厚葬。此事件发生后刘濞非常生气，从此不再上朝进见。 　　中央政府由此可以名正言顺的多次扣留、盘问吴国到京的人员。这样一来，吴王刘濞就被完全被“监控”了起来。 　　再说如果没有各方面精心而充分的准备和策划就激怒吴王刘濞，很有可能直接导致他立即走上谋反之路，这样可能会给中央政府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不久后文帝赠送手杖、几案等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给刘濞，表面上算是一种安抚，实则再一次挑惹、激怒吴王。 　　由上可知，这的确是刘恒、刘启父子是上演的一场双簧戏，看来确实是想埋下仇恨种子，并让这颗种子很快生根、发芽，这当然也正是他们父子俩所希望的。 　　三、家宴上酒后之言不过一句戏言。景帝“一箭双雕”之语让梁孝王刘武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刘武拼尽全力，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景帝借周亚夫之口，巧施“丢卒保帅”之技，将刘武的梁国置于与七国军队激战的第一线。 　　刘启登基后，一次“昆弟燕饮，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这句话一箭双雕：除窦太后高兴外，刘武当时”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刘启是“从容”而言，非酒后胡言乱语，让刘武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 　　梁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中央政府与吴、楚之间的一道屏障，要让这道屏障充分发挥抵御作用，提前给兄弟一个“定心丸”将是最有效的，整个事件的发展正是如此。 　　从后来梁王“欲求为嗣”来看，当初梁孝王刘武至少听进去了一半。加上这次他立的功与中央政府军队持平，让他在心里更加坚信了刘启会信守诺言，将皇位传给自己。而此时刘启“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 　　战前周亚夫“因自请上曰：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与景帝内心所想不谋而合：丢卒保帅。所以后来当梁国几乎要被七国叛军拿下时，向景帝紧急求援，“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周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