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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余者的零落 　　摘要：《沉沦》和《芝加哥之死》分别为郁达夫与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它们都是留学生文学的重要作品，都聚焦于留学生的自我认同危机，同时呈现出相异的大环境特征和具体肌理。本文将从他者目光的冰冷、性与爱的无依、文化与价值的失根等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论述，试图探究这两部作品中“零余”与“零落”之深层内核。 　　关键词：自我认同；留学生文学；零余者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曾出现五四时期新青年留学热潮以及五六十年代台湾留学热潮。这两次热潮中，大量中国学子求学海外，现当代留学生文学由此诞生。郁达夫和白先勇分别为五四时期和五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家。 　　郁达夫的《沉沦》与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皆为两人在留学生题材上的代表作品。两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前后相隔四十余年，却呈现出人物和情节安排的多处呼应共通。两篇小说的基调都十分压抑、感伤；主人公都是忧郁彷徨的知识青年；主人公都经历了精神上巨大的痛苦，为国族、欲望等问题寻觅挣扎，且在小说结尾选择走向死亡。两篇小说所讲述的都是“零余者的零落”。 　　“零余者”这一形象最初见于俄国文学中。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郁达夫最先提出并投入创作的。“零余者属于边缘人物形象，带有边缘性的文化表征，他们多挣扎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或进或退、无所归属，他们理想的种子在现实的土壤里不能发芽、开花，以致郁闷、悲愤、颓废……带有很大的悲剧性色彩”[1]。上述两篇小说中的留学生“他”和吴汉魂，无疑是“零余者”的典型。 　　笔者认为，使得两个主人公陷入“零余者”的境地，并依循各自的轨迹走向“零落”的根本原因是其自我认同的落空。查尔斯“自我认同”这一概念加以阐释：“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2]而这一“知道”需要稳定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对意义的求取和认证。 　　留学生在巨大的困苦之中步步维艰，始终没有寻得自我认同，最终全然否定了自己的生存理由和生命价值――这即是《沉沦》与《芝加哥之死》所展现的悲剧。 　　一、他者目光的冰冷 　　自我认知是经由对所处情境和自我位置的审视和思考得出的，“每个人的自我确认，需要各种资源，因为我们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确认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3]“他者”是外在于自我，并与之产生关联的客体。对《沉沦》与《芝加哥之死》的两位主人公而言，其所处的异国环境与所遇的人物，都属于他者。他者的目光和态度是获得自我认同的必要一环――“认同的达成，是在与关键人物的对话中、从他者的视域下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建构的。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而是在一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的。”[4] 　　《沉沦》中的“他”是敏感而病态的，始终惶惶揣度着日本人对自己的恶意。他躲避与日本同学相处，疑心他们在背后嘲笑他，甚至路遇向他问好的农夫也倍感慌乱。在他消极甚至带有被害妄想的理解之下，他者对自我是绝对否定的，“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此外，由于他的几个中国同学“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亦报以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与他者的隔绝更为彻底。他日复一日在狭小昏暗的地下室里拼命地读书。当他走出地下室，真正看到城中区的一切时，“他突然觉得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芝加哥和这些陈旧的大建筑，这一大群木偶似的扭动着的行人，竟连不上一块儿了。”吴汉魂一朝醒觉，他与这个生活了数年的城市仿佛从未联结。而小说中唯一一个与之产生接触的人物，即他在酒吧遇见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萝娜，对他的称呼始终是“东方人”。在吴汉魂告诉萝娜自己的名字后，萝娜认为太别扭改叫他Tokyo。当吴汉魂说自己是中国人时，萝娜表示“你们东方人看来都差不多，难得分。”名字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人身份和重要性的象征，此处，吴汉魂的自我连同国别，都被轻易地抹去了。 　　如果说《沉沦》中的“他”感受到的是外界的鄙夷和敌意，那么《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则是被轻视和忽略。而这些目光之所以在两人的心中映照得如此冰冷，与两人的国族存在着极大的关系。 　　《沉沦》主人公时常以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区隔。当他因同学不主动找他谈天而怨怒时，他嘲骂自己“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误会么？”而在内心独白和日记呈现中，他一次次热切地表达对中国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情绪，哀怨地呐喊着“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中国的落后和虚弱使得他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敏感中，也影响着他对他者的态度及他对他者态度的解读。 　　《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的国族身份虽不至于使他陷入病态的惶恐，但“遥远的东方”的确如同一个标示异类的标签跟随着他，加深了他与所处环境的互不理解和格格不入。他者对他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