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笔下的“非常的大多数”.docVIP

陈启文笔下的“非常的大多数” 　　题记：如果说王小波揭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真实的精神状态，即“沉默的大多数”，陈启文则揭示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真实的精神状态，即“非常的大多数”。 　　陈启文为中国60后代表性作家之一，但由于其自由写作者身份，他也是一个被主流文学界忽视和低估了的作家。他在1993年辞去公职后，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孤独地写作，这使他成为了中国大陆在当下体制下极少几个全凭稿酬艰辛生存、坚拒将人身依附于任何体制的自由写作者和自由思想者。他执著地恪守着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对于那个文坛，既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这使他的作品显示出独异的刚健与冷峻，又具有作为时代与社会先觉者的敏感触角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这与那些一味高蹈或甘于边缘的文风不可同日而语，它传达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自作主宰、独立不倚、不甘与世浮沉的创造精神和浓烈郁结的忧患意识。 　　陈启文的立场以及他所选择的生存方式，相对于供职于文联、作协等部门主流作家们而言，无疑是另类的，非主流的。这也给他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某种宿命般的非主流性。他对小说形式和小说精神的不断创新、实验和探索的自觉，在本质上，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自由。他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既表现在他以《河床》为代表作的新乡土小说中，也表现在他以《梦城》为代表的城市题材小说中。迄今，已有一些同样处于边缘状态的评论家，开始注意到从王小波到陈启文这两位自由写作者之间的某些精神联系。值得一提的，花城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了一部《后王小波时代：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据非主流评论家郭发财称：“作为前辈的王小波先生与作为后来者的诸位作家，因为《非主流小说精选》这种看似现象与本质已经产生悖论，实为诗学谱系互文共存的非主流文学关系，倒也更加接近非主流小说写作按照‘互相取暖’式的独立谱系建构，从而得以顽强存在的氏族营地。”本书主编杜鸿按照“后现代”“超真实”和“新实验”的语词标签予以罗列其中的陈启文、鬼金、宋离人、王十月、陈家麦、周耒、卢江良、黄孝阳、方晓等一哨人马。在这些被列举的中国非主流作家中，陈启文被置于最前沿的位置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的作品第一次被明确地贴上了“后现代”的标签。那么，是否可以这样假设，陈启文是一位有效吸纳了后现代叙事话语的非主流作家？这里，我不想围绕一些概念的怪圈来绕弯子，我们不妨更具体地展开陈启文的一些作品来作一些探讨。 　　先从中国先锋文学和实验文本的第一重镇《花城》说起，如莫言、苏童、残雪、吕新、北村、东西、李冯、韩东、朱文、鲁羊、林白、陈染、海男等都是《花城》的常客，尤其是王小波，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全是由《花城》率先推出来的，而陈启文也是《花城》推出来的又一代表性作家，陈启文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河床》《江州义门》和众多的中短篇小说都是《花城》首发，而《花城》推出的陈启文的第一个作品，就是他极具探索性的中篇小说《爱弥儿的发明》。这部作品堪称陈启文新实验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如果说，对生活、生命进行任意的拼凑、拷贝和复制，是所谓后现代的普遍特征，即表述的本身就是表述的需要，那么，陈启文的这一作品正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文本，它通过爱弥尔的发明和一个瓷像店的故事，把人类存在的多面性、复杂性和暧昧性完全化为了一种朦胧的冲动，让你看到人类在日复一日地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的同时，他们在精神世界里发生了多少的冒险经历。这样的作品只适合阅读和回味，它并不适合诠释。我认为，这是陈启文实验文本中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个文本。 　　著名先锋批评家洪治纲尝谓，“文学并不是一种纯粹虚幻的文字舞蹈，而是人类内心的特殊律动。”他在2006年中国短篇小说述评中，对陈启文的《村上春树，茶道与匕首》给予高度评价：阅读2006年的短篇小说时，我尤为注重那些在叙事细节上颇显智性的作品。在我看来，一篇小说就像一个人，它不仅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实体，而且存在着许多敏感的部位。这些敏感的部位就是小说的关键性细节，是足以带动小说飞越现实的起点。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清晰地把握这些叙事的敏感部位，并动用自身特有的话语手段，生动地将它们逐一呈现出来，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实体，它就会变得鲜活、生动而饱满……陈启文的《村上春树，茶道与匕首》等，就非常注重这种对敏感部位的拓展。这些作品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微妙状态的智性处理能力――他们常常深入到各种生存的缝隙之中，发现许多令人困惑又纠缠不清的人生意绪，并在这种微妙的人生意绪面前“疑虑”再三，从而进行饶有意味的细节扩张。……陈启文的《村上春树，茶道与匕首》是一篇作者试图进行自我超越的小说。他将一个残酷的复仇故事融化在一种神秘的诗性情境之中。而且，作者完全沉醉于那种诗性氛围的营构，只是在不经意之中才偶尔点出复仇的使命，但这种使命很快被那个茶楼少女和心智通达的盲者所消解。这里，作者反复演绎了一种茶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