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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从比较政治学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原题：从比较政治学的逻辑看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作者：钟扬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0-1-12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 5:43:27 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和及时的题目。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恢复已有二，三十年，是做个小结和对未来发展做个展望的时候了。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比较政治学的逻辑来看“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命题，很可能会导致误解。我们大概从未听说中国数学家们讨论数学中国本土化问题，或中国物理学界讨论物理中国本土化问题。为什么？因为两个学科都属于科学的范畴，不牵扯因国家而异的问题。我同时也不太赞同用“中国政治学与世界接轨”这样的词语，因为它比较模糊，“世界” 指的是什么？我更倾向用“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这一说法。 这一说法的内涵是，在研究中国政治现象时，我们要在理论的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不能就事论事，只是将政治现象作简单的描述和观察。总之，中国的政治学不能停留在国别研究或地区研究的层面，要上升到比较政治学的层面。 　比较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19世纪末诞生以来，政治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在五十年代比较政治学在美国诞生之前，?美国已有比较政府这一专业了。早在1889年，美国政治学者，也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威尔逊就说过，“我认为只有那些了解其它制度，政府及一般制度机构历史的人才能真正懂得我们自己的制度机构”[1]。在二战之前美国的比较政府这一专业，主要是比较美国政府与主要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政府， 因为它们的政府结较相近，有可比性[2]。比较的范畴主要是国家法定机构，如行政单位，立法机构，法院等。比较的方法也多为描述为主。三，四十年代有些美国学者对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作过比较，因为它们都是全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ism)[3]。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与二战后的冷战又很大关系。冷战导致了两个世界阵营的出现，即以美国为代表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它们争夺的对象是刚刚独立和即将独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但刚刚走上世界舞台的美国对这些国家所知甚少。美国政治学者嗅到了研究的机会，开始注重和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研究得重点第一是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第二想办法将它们引导到西方阵营这边来。这期间的代表著作包括，Gabriel Almond的《共产主义的诱惑》，Lucian Pye的《马来亚的游击共产主义：它的社会与政治意义》，Seymour Martin Lipset的《政治人》，和W.W. Rustow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一个非共产主义宣言》。值得提到的是，这段期间的有些学术成果对美国得外交政策起到了影响作用。如Seymour Martin Lipset提出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即：经济越发展的国家，建立稳定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越大。这一概念对肯尼迪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根据Lipset的理论，肯尼迪政府对拉丁美洲制定了“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 政策, 队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推出了“和平队”(Peace Corp) 计划。两个政策的内容都是要在经济和技术上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希望它们能和平进行民主变革。 在美国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时，也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国家的国家机构，文化，历史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很大差别，就好像将苹果与桔子相比（apples and oranges）, 没有可比性。这时候比较政治学产生了。有几个著名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一个是David Easton的系统学理论[4]。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政治制度，不管它在哪里，它的运作就像一个有机的，新陈代谢的系统，需要有吸取，产出和反馈功能。吸取功能（input function）包括来自社会大众的支持 （support）和要求（demand），两者缺一不可。其中大众支持的概念，实际上是否定了以前西方学者认为在极权国家统治者没有任何群众支持的说法。David Easton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生存都要有一定的大众支持，如果没有，那个制度一定没法生存下去。产出功能（output function）指的是政策的制定。反馈功能（feedback function）是对政策的评估的反馈。David Easton的系统理论被结构功能主义理论（structural-functionalism）所完善，增加了许多吸取功能和产出功能[5]。在吸取功能方面增加了包括利益诉求（inte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