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系统下的土地管理框架构建(全)PPT.pptx

吴 次 芳（浙江大学，杭州　310058）一、土地利用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二、社会生态系统断裂的土地利用灾难三、土地管理框架：土地利用的约束四、社会生态系统下土地管理框架的几个重大问题一、土地利用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土地利用是一种无法完全模块化和完全分解的人类利用行为，也就是没有一种清晰的技术上能够辨析的边界来定义交易。因为不仅仅与土地相关的自然系统和与土地相关的社会系统各自本身很复杂，两者之间的交互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自然系统在自我适应和调整后可能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新的反馈，而这是一种事后信息，在当期的土地利用决策时几乎无从得知。因此现实决策时往往只关注一种或几种因果关系，忽略了同时存在的其他因果关系。这是导致对交易的边界无法准确界定的本质原因。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界定交易，如何以交易为基础单元来选择匹配的治理结构？这种边界无法清晰表达的例子在土地非农化过程中非常明显。比如，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将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土地利用。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造造成土地非农化，比如，修建大坝将明显造成森林、村庄、甚至其他农村土地的消失；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修建后还会对周边的土地利用产生影响，也就是所谓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当机场、高速公路、地铁等公共设施将进一步造成后续土地利用的连锁反应，包括工商业进一步集聚、居住区的集聚和围绕居住区出现的新的连锁反应。而这实际上会进一步造成土地非农化的生态环境成本。比如，森林被砍伐和机场噪音等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最终反馈到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产潜力受损等，其影响在近年来已经逐渐得到关注。这是很多土地非农化决策所忽视之处：即使土地非农化决策考虑到了生态环境的影响，但大多是考虑土地非农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忽视了生态环境系统自身调整后回反作用于人类系统。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诱发的城市蔓延也会影响气候变化。Gonzalez的研究发现，城市蔓延促使人们更多地使用小汽车等交通工具。再者，位于郊外的住宅规模一般较大，这样就增加了保暖和制冷的能源消耗。这些都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全球气候变化。因此，我们逐渐认识到由土地非农化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各种影响最终会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受损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率降低等形式反作用于人类社会，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议题。这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非农化及其影响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非线性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具有着环形反馈、阈值效应、历史依赖、遗传效应、科层结果、异质性和突变性等复杂系统的特点。应对这种特征的土地资源的管理，需要一种新的角度。从人类与自然互动的角度出发，土地利用这一复杂系统可以被拆解成两个层面：生态层面和社会层面。在生态层面上，表现在土地利用本身的变化；在社会层面上，土地利用的过程和结果往往与诸多社会因素（比如不同的制度安排）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自然科学家往往会将生态层面的因素当作一个“封闭的环境”，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外部因素；而社会科学家则更多地忽视了土地利用的自然环境背景，或者将生态层面的影响作为给定不变的因素来加以考虑。这说明，我们缺少一种统一的、完整的视角来解释、解决相应的问题。而这是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关键。理解生态与社会复杂互动需要新的研究范式。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功能：第一，能够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识别复杂系统的多元层次之间的联系；第二，能够使用交叉学科（包括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中的丰富知识，发展出一种能容纳和整合这些多元化的、非线性的、跨时空范围变化因子的“共同语言”；第三，能够整合一系列不断演进、符合地方实践、可以回应反馈、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体系，从而促进动态变化中的制度类型、设计和策略的结合。奥斯特罗姆及其研究团队在其IAD（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出SES（Social-Ecological System）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贴合“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的需求。SES分析框架包括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管理系统和用户四个核心子系统，这四个核心子系统直接影响“社会—生态系统”最终的互动结果，同时，也会受到互动结果的反作用。Ostrom的IAD和SES分析框架对于研究土地资源利用相关的制度决策很有帮助。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基础。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关注人类活动的“规则”(=限制)，尤其是能够并且真正对自然产生互动影响的规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框架”，它是应对不可持续土地利用的基础性措施（图1，表1）。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