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doc

“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论文关键词 偃武修文 东汉边防 内迁 　　论文内容提要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国家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 　　 　　比较两汉的边防政策，最明显的区别是西汉无论是在开国初期的被迫和亲还是在后期匈奴的主动求亲，汉朝始终处于主动的积极地位。西汉前期的和亲虽然是被迫的 ，但那是以退为进，用暂时的忍让换来相对和平，积蓄国力准备反攻；在经历了汉武帝的主动进攻以后，和亲则是一种羁縻的手段。而东汉则不同。无论是立国伊始的刘秀时代，还是国力已经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明帝、章帝、和帝时代，无论是对待匈奴还是对待新崛起的羌、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地方官吏是歧视、压迫在前，中央政府是消极退让在后；西汉是积极地移民实边，东汉则是积极地内迁边民，甚至要放弃凉州。这个过程，近来学者多有注意 　　（注：参见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3期。高荣：《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学术研究》，1997 年10期。陈晓鸣：《筹边失当与东汉的衰亡》，《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4期。），但对其原因的分析还有待深入，特别是迄今为止，还没见从刘秀治国思想的层面分析其原因者。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如何认识东汉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形成根源，而且关系到如何把握两汉政治的差异问题，同时也是探讨北方少数民族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为此文，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先就东汉边防政策和措施的演变作一个简单的回顾，而后分析其原因。 　　刘秀立国之初，面临着和刘邦时代相同的民族问题，即北边匈奴势力发展对汉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边地居民生活在匈奴的兵锋之下。刘邦在反击失败以后，被迫采用“和亲”的方式换取北边的安定。建武初年，刘秀面对匈奴的侵扰首先是内迁边民，在内部形势安定以后才考虑军事防御问题。刘秀的军事防御，主要是修复在战乱中被破坏的边防亭障等军事设施，遏制匈奴的军事进攻，但是，规模有限，一次增兵数量不过数千人而已。如建武十三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千人，大筑亭障，修烽火”。《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下同）， 　　第2940页。）每郡增兵数千人，只能满足瞭望的需求，可以阻止小股匈奴散骑的侵扰，根本谈不上对匈奴的反击。建武年间，类似的举措经常实施，如建武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 ，筑亭侯，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 ，并赐边民，冠盖相望”。《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第777页。）等等，规模都有限。这些弛刑徒在边境的任务是修筑亭障，了望军情，而不是反击。所以在修复亭障的同时，刘秀又将边民内迁以避开匈奴的军事威胁。如：建武十三年“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建武十五年，“率扬威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第683页。）建武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注：《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第73页。）通观建武年间的汉匈关系，对匈奴尽管有过小规模的军事反击，但目的不是为了 　　摧毁匈奴的军事力量，解除匈奴对汉朝威胁，即使是在军事上取得一些胜利，也是为迁徙边民赢得保障而已。范晔在《后汉书#8226;臧宫传》对光武帝的民族政策有过精练的概括，谓“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面对羌人的强大，还一度因为“途远多寇，议欲弃之”，由于马援的极力劝阻，指出“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地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第835页。）刘秀才没有放弃凉州。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内附，以之为汉家边防的捍蔽，利用南匈奴的力量打击、制约北匈奴，将贾谊、晁错提出的“以蛮夷制蛮夷”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成为后来东汉边防的基本措施，无论是对匈奴，还是对鲜卑、羌族、乌桓，以夷制夷成为奉行不贰的法门。对此，学界早有专门论证，本文不予重复。 　　无论是内徙边民，还是有限防御，或者以夷制夷，刘秀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