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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经济案件的法律思考 　　1993年2月下旬，由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中国国防工业工会、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主办的《神剑》杂志收到沈阳市某区法院的传票，通知《神剑》编辑部负责人于3月4日到沈阳市某区法院经济庭开庭审理《神剑》杂志与沈阳军区政治部所属的某印刷厂经济纠纷案件。印刷厂的请求事项是要求被诉人支付四万余元的印刷费及承担违约责任。《神剑》杂志的时任主编是科工委政治部将军李副主任，这就意味着李副主任要作为被告出庭。当时李副主任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而开庭的时间又迫在眉睫，如不出庭，法庭可能做出缺席判决，并存在将有关费用硬性从银行帐号上划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委托我作为代理人与《神刨》杂志张副主编前往沈阳全权处理此案。 　　这起拖了五年的经济纠纷案件是怎么造成的?完全是由《神剑》杂志原副主编杨某一手造成的，主要过错在《神刨》杂志，印刷厂也有相应过错。经调 查，事情经过如下：1988年5月，解放军报社的三名离休干部为发挥余热，挣点劳务费，找到杨某要求进行“协作”出书。他们的“协作”既无上级主管单位，也没有书号和帐号，而是私自挂靠在当时由杨某主管的《神刨》杂志上。他们之间，既无任何委托协议和书面合同，又无任何文字依据，而是由经济利益驱使，完全凭老关系、老战友、老同志的关照进行出书。 　　请看当事人的证词：“我们和《神剑》杂志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就是靠老战友、老同志的关系，稀里糊涂地干下来了，也没有任何会议记录。我们名义上是编辑出版小组，实际哪个单位也不属，没有上级单位。后来因劳务费发生了纠纷，就散伙了。” 　　他们在合伙期间，共出了六种书，但书卖不出去，积压在库中，造成经济亏损。帐目上，他们管理混乱，拆东补西，白条子成堆，把几本书的盈亏混淆在一起。造成的客观事实是：杨某盗用了一个书号，并给合伙人每人一张加盖了《神剑》杂志公章和一张未盖公章的“新时代出版社”空白发排单，由他们私自填写上了业务内容。印刷厂按这两个违反出版规定的无效发排单，用一个书号印了两本书，同时拖延了出书时间，图书质量也存在一定问题。而出书单位则给《神剑》杂志支付了印刷费。 　　在其后的数年时间里，印刷厂曾多次进京找杨某催付印刷费，而杨某则以种种理由推辞或拒付，无奈之际，印刷厂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 　　分析这起经济纠纷案件，原、被告双方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双方均违反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办法》明文规定：承印出版单位发行的出版物，出版社必须出具盖有公章的正式发排单、付印单。承印外省市出版单位的出版物，除委印单位应出具规定的证件外，还须出示本省新闻出版局的准印证。印刷企业必须按规定在出版物上刊印图书的标准书号。出版社与代印代发单位要签订合同，合同应明确双方各自的责任和权利。由杨某出具的盖有《神剑》杂志公章和未盖公章的“新时代出版社”发排单，不是正式发排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沈阳的印刷厂承印了北京一个杂志的出版物，却无委印和承印单位所在地省级新闻出版局核发的准印证。印刷厂还用一个书号承印了两本书，同时拖延了出书时间，影响了图书质量。《神刨》杂志与印刷厂之间的印刷业务也未签任何合同或协议，他们仅是凭老关系、老熟人而进行的个人行为，原被告双方均有过错，应双方共同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印刷厂数次讨款未果，厂领导承受着职工的压力，有的干部还因此被免职。为出这口气，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宁肯败诉也要起诉。而杨某则因其他问题于1990年1月被停职检查，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调离了《神剑》杂志。他与几个外单位离休人员的“协作”早已散伙，《神剑》杂志内部人事也进行了调整。 　　这起经济纠纷案件究竟如何处理? 　　《神剑》杂志和沈阳印刷厂，分属部队两个大单位的下属单位，因这起经济纠纷而对薄公堂，相互指责，无论谁理多谁理少，也无论谁胜谁负，对军队的影响都不好，都会惹人耻笑。 　　如进入法律程序，无论是在沈阳市，或是在北京市审理，对双方领导的精力、时间及经济上的承负，都会造成极大的牵扯和浪费。 　　经过认真、慎重的分析，我们决定采取庭下解决的办法来妥善处理此案，即动员原告撤诉，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已得到的印刷费，合理、公平地处理这起经济纠纷。如被告仍坚持起诉，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案件移到有管辖权的北京市的法院来审理。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此案原被告双方没有合同，案件理所当然地应由被告住所地北京市的法院管辖。一个没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法律文书没有法律约束力，我们绝不在沈阳出庭。 　　经过艰苦的庭下努力，在沈阳军区政治部的协助下，终于在庭审的前一天，印刷厂同意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