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新年节俗.docVIP

明清时代的新年节俗 摘要：虽然只是常年岁时调节生活节奏的一个节令，元宵节和其它单日节令有着关键性的差异：从三至十余日不等的连续节庆，既为迎春活动带来高潮，也为从旧历到新年的过渡仪式划下句点。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社会的性格：城里的灯市与乡间的庙会，成为元宵节里群众自由交际互动的主要场景，人人倘佯在元宵节的锦绣排场上，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从统治阶层的立场而言，普天同庆元宵，正是“与臣民共乐太平”的写照。朝廷借着非常节庆中的灯饰与烟火，正可向天下邦国展示日常生活里物阜民丰的承平岁华。但是随着夜禁的开放，统治阶层所必须担虑的不仅是治安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事实上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的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流行各地的民间“偷青”习俗，尽管只是仪式性的窃取，但取得吉兆的唯一法门却是悖礼的行为与违法的手段。而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型的“走百病”论述，妇女因而得以进城入乡，上庙逛街，甚至过访文庙、入官署，从而突破时间的、空间的、以及性别的界域，成为元宵狂欢庆典中最耀眼的主角。迎年贺岁 　　正月初一，汉代称为正日，唐宋时称为元正、元日，明清称为元旦，俗称新年。元旦是一年之首，作为岁首它在年度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明清岁首民俗也极为丰富。我们以北京、苏州为例，兼顾其他地方，分别介绍南北岁首新年习俗。 　　北京是首都，习俗具有代表性，因为在地域上处于北方，生活习惯上具有北方特色；苏州在长江三角洲，是明清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人们的生活习俗丰富，代表了南方民众的生活习性。 　　辞旧岁，迎新年是岁末年初，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人们在腊八之后，就进入年节状态，到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小年时，大年就进入倒计时，人们忙着备办年货，祭灶送神。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人用糖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等祭祀灶君，用草料供灶君马，因为灶君要上天汇报一年来家中百事，人们祈祷灶君：“好多说，不好少说”。祭灶时，不让妇女看见。特别禁止家中幼女吃祭灶后的糖果，说如果吃了这糖果，下次吃肉时，嘴上会出现黑圈。年三十五更，烧香迎新灶君下凡。为了迎年，人们在门檐窗台插芝麻秆，说可以禁鬼。门窗上贴红纸葫芦，说“收瘟鬼”。 　　三十夜，北京人用松柏枝杂柴在庭院“烧松盆”，以象征门庭红火兴旺。在辞旧迎新之际，祖先祭祀必不可少，人们在家中悬挂祖先影像，摆上供品，全家祭拜，然后全家聚餐叙谈守岁。 　　迎接新年时，无论朝廷民间都重视门庭装饰。明朝遗民史玄的《旧京遗事》为我们记载了明朝皇宫张贴门神春联的情景：在新年前几天，北京皇宫内就颁赐特制的钟馗神像给诸位皇亲国戚，这些钟馗像以绢为材质，大约三尺高，用素木边框，装成小屏，上缀铜环，以便悬挂，“最为精雅”。皇亲家受此天宠，感到无上荣光，他们又将此分赏给京朝贵官，这些朝廷显贵自然也相当兴奋，就招集一帮名士，赋诗庆贺。等到新年到来的时候，各个宫门都要改换春联、安放绢画钟馗神像，所谓“长安之春，满千万户矣”。 　　大年除夕午夜交子时（或五更时），是新年到来的时刻，明清有别具特色的迎接新年的习俗。明朝人在五更时起，焚香，燃放爆竹，开门迎年。北京皇城宫内人将门杠向院内地上抛掷三次，称为“跌千金”。然后饮椒柏酒，吃扁食。扁食即后来的饺子，这种饺子是应时食品，清代北京人称为“饽饽”，后世称为更岁“饺子”，谐音更岁“交子”，在新年到来的子时食用，有着庆贺与祝福的意义。有的饺子内包着一、二枚银钱，吃到这样的饺子就表示得到吉兆，此人新年大吉。明朝北京人也有不吃扁食的，他们吃年糕。明朝年糕已经是新年的时令佳品，早上起来盥洗完毕后，就要吃黍糕，曰“年年糕”，谐音“年年高”。明朝北京元旦食品还有不少，如有百事大吉盒儿，内面装的是柿饼、荔枝、圆眼、栗子、熟枣等，还有驴头肉，用小盒包装，称为“嚼鬼”。明朝北京人在元旦守岁时，还有许多禁忌，忌讳睡着打喷嚏，如果打喷嚏，要赶紧起身，否则会给人带来疾病。屋外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不能答应，因为那是鬼在作怪。 　　明代苏州除夕夜守岁，到子夜时分，要祭祀瘟神，换门神、桃符，更春帖，并在道路上以白灰画弓箭射祟。元日，饮屠苏酒，作生菜、春盘、节糕。杭州迎年气氛亦相当热烈，除了要挂钟馗像或雄鸡像外，还要烧大松盆，“烟焰烛天，烂如霞布”，诚如明人高濂所说：“此景是大奇观”。 　　清朝北京元旦迎新食俗更丰富多样，在清朝中期，伴随着朝野上下，如击浪轰雷般的迎新爆竹，是卖瓜子的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击冰盏声，卖合菜细粉声，悦耳美妙。人们献椒盘，饫蒸糕，呷粉羹，出门“迎喜”。到晚清时，吃饽饽成为迎年的第一食品。元旦，无论贫富贵贱，均作白面菜肉饺子食之，谓之煮饽饽，“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