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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诗问题与汉语区口述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史诗问题与汉语区口述传统 林岗本论的问题意识为争辩一个世纪之久的“汉语史诗问题”所引发，笔者所欲证明的最终论点是史诗从上古时代起之未在汉语区流传，根本原因是汉语区域缺乏让史诗流传发育的“口述传统”；汉语史诗不是失传、消散，而是根本不曾存在过。这与欧洲乃至中国非汉语区的情形有很大差别。故本论应当包含一个正面的论证，笔者已经完成了这个论证，但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从阙。本文从史诗与口述传统的关系，论到口头活动形态的三种类型划分，而中国汉语区域独缺其一。或许有不揣简陋之处，权当抛砖引玉以就正于方家。 一、古文明与史诗 史诗之被认为是文学的源头其实是从希腊史诗对广义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与地位而来的论断。 假如有荷马其人，他当之无愧是西方文学之父。 可是这个例子究竟能不能当成通例而解释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起源呢？只要我们约略考察世界上起源最早的四大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文明，就可以发现它们当中有的有流传史诗，有的却没有流传史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文明可以作为有流传史诗的例子，而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是没有流传史诗的例子。 发育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历史上是高度不稳定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等或迟或早定居在这约七百公里长两百公里宽的流域地带，并先后统治过该流域，为两河流域的文明注入过不同的人种要素，有意思的是其文化却保持了相近的稳定特色。由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就可见一斑，史诗的主角之一吉尔伽美什历史上实有其人，如果历史文献记载确凿，他就是公元前两千七百五十年左右苏美尔人城邦乌鲁克（Uruk）的国王；而史诗中记述的洪水神话，公认是巴比伦人创造的。史诗的古巴比伦版（Old-BabyloniaVersion）只有一千多行，而较完备的亚述版（As－syrian Version）有三千行。古巴比伦版编订于公元前一八九四至公元前一五九五年的古巴比伦王朝，而亚述版则编订于公元前七世纪的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尼尼微图书馆。亚述版比古巴比伦版多了吉尔伽美什战胜天牛之后离开家乡，跋涉远游探索人生奥秘的故事。从这个简单的传承变迁史中就可以知道，史诗是在传唱中不断发生变化的，其故事、情节、人物都可能因时间、地域、习俗等要素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读到的《吉尔伽美什》很显然是未能在传唱中完善的史诗。其主要人物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在史诗的前部是奴役国人、掳人妻孥的暴君，中间部分变成不畏强暴、为民除害的超人英雄，到了史诗的后部，又演变成探索人生真理、深思宇宙奥秘的哲人。我们虽然不可能知晓造成史诗人物如此前后不一致的具体原因，不可能知晓形象断裂的真正含义，但也能大致猜测到两河流域的战乱频仍文化中断是使得史诗不能稳定发育的原因。 印度文明不以文字书写为神圣，却十分看重口头讲述与传承，因其流传下两部伟大的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与两河流域的情况不一样，这两部史诗显然得到了很好的发育，它们不仅长度惊人，而且情节曲折、故事繁复、枝蔓甚多。《摩诃婆罗多》约有十八篇，十万颂（每颂两行，每行十八音节）。诗篇中提到它的作者是毗耶娑（广博仙人），但关于毗耶娑到底是何人，研究者莫衷一是。有认为实有其人，有认为是传说中人，要知史诗是在基督纪年前后数个世纪的流传中演变而成的。《罗摩衍那》的情况与之相近而篇幅短得多，但也计有七篇二万四千颂。传说它的作者是伟大的蚁蛭，而蚁蛭是二世纪的人物，但这个蚁蛭的含义恐怕也与荷马的含义差不多，是一个综合者、编订者、整理者的代称。一般认为这部史诗是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就已经形成了。一般来说，在古代世界进入尾声的时候，史诗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但是由于印度教的因素，这两部史诗在印度教徒的眼中是具有神圣性的圣典，如同中土的“四书”、“五经”，是日常立身处世、洒扫应对的指南，故而在印度愚夫愚妇众人皆知。更兼好事者将史诗的人物情节演为戏剧，每逢节日庆典，庙堂讲唱史诗，搬演戏剧，旬日不息，热闹非凡。一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故，在具有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中，这几乎是唯一还活着的史诗了。 与上述两个古文明的情形不一样，埃及和中国都不见流传史诗。尽管学者可以提出一种令人无法实证地反驳的理由———已经失传———来解释，问题是在这两个古文明中，遍寻文献、传说，甚至征诸习俗、民间流传，丝毫寻不出半点关于曾经有过史诗的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也看不到有利于如上假设的证据。这个事例迫使我们思考，不能将史诗当作通例，用在说明各民族文学早期阶段的产生和发展；应当坦然面对事实，没有史诗就是没有史诗。没有史诗不等于文学逊人一筹，没有史诗不等于就缺乏伟大的文学传统。一个民族其文学传统之伟大与否，不见得史诗就能衡量一切。只不过与具有史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