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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频视角的古文字“四书”分布发展研究 字频视角的古文字“四书”分布发展研究 刘志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摘要]就整个文字系统的历时演变来说，四书中呈直线变化且变化程度较为显著的是象形和形声，前者历时减量，后者历时增量，最终互换了在总字形数和总字频中的主体位置，其字频统计远低于字形统计的增减幅度，更加真实地显示了文字结构的发展速度。会意自西周金文较甲骨文有较大增长后即在字形系统中占据相对稳定的比重，同样体现了正常发展轨迹。只有指事的比重发展缺乏规律，表现了结构发展的某种复杂性. [关键词]字频；古文字；四书[中图分类号]H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9)04-0054-10 字形表达文字本义的构成方式，一直是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自许慎首创“六书”体系以来，历代学者多有相关论说。大体来说，古代学者多恪守“六书”总体框架，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总框架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完善而已。而现代学者每每试图颠覆“六书”这个基础，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结构理论框架的新探讨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赞同的定论，而许慎首创的“六书”理论虽然每每受到古今学者批评，但明清学者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四体二用”之说迄今仍然得到较多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人们开始把汉字结构研究落实到某一具体断代的汉字中，注重各结构类型字形的数量统计，进而揭示其总体结构状况。在这种研究中,先秦时段的出土古文字因其时代较早而得到了更多关注（具体述评详见后文）。这无疑是一种更加务实的研究，基于这种研究的积累，汉字结构理论框架的科学构建或许可以获得比较坚实的基础。然而，此类既有研究显然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作为结构研究对象的字形，可以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静态储存性的，如字典所收的字目，其特征是所有字形一律只有一次露脸的机会；一种是动态使用性的，如文章、书籍用字，其特征为字形是按其出现次数重复计算的。既有相关古文字结构的研究都是以前者为对象的（以下简称为“字形角度研究”），而以后者为对象的探索（以下简称为“字频角度研究”）迄今尚未有问津者。毫无疑问，字形的上述两种存在形式是有差别的：前者是经人工整理才得以呈现的状态，后者则保留着文字原始的存在状态。所以，至少对于揭示文字系统原生的结构状态而言，字频角度的研究能够呈现更加真实的信息。鉴此，本文将从字频的角度，通过殷商、西周、战国三个时段汉字的“四书”分布状况的调查统计及相互比较，来描述先秦汉字结构的发展，进而尝试揭示其中内在规律. 在进入正题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就如下几个问题作简要说明：首先，仅仅调查分析“四书”，理由固然可见前文相关研究的评述。但在另一方面，作此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四书”可以完全概括汉字结构类型。事实上，无法纳入“四书”框架的结构类型已多被人们揭示，本文将视线的直接落点锁定于“四书”，只是为了将研究限定在目前更具可行性的有限范围内。至于古文字其他结构问题的探讨，并不视为本文的任务. 其次，字频视角的“四书”研究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种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技术的和学术的两个方面。就技术而言，相关古文字材料必须得到数字化的处理，否则，以人工计数为基础来完成字频研究，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就学术而言，则是被统计文本的用字正确和统一，能够反映最新研究水平。客观来说由于字频研究需要以巨大字量的文本为对象，而古文字材料一方面至今尚未得到电脑通用字符集的支持进而导致数字化处理的诸多盲区，另一方面又在考释研究方面存在不少分歧甚至盲点，要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绝非易事，凭借个人力量去完成相关工作更无可能。这也就是字频角度结构研究迄今尚为空白的重要原因所在。本世纪以来，笔者先后主持了多个以古文字数字化为内容的研究课题，经课题组近10年的不懈努力，才营造了可以支持字频研究的基础平台。作为该基础平台组成部分及本文数据来源的各古文字数据库均经过如下几个方面的加工处理：依据最新资料公布完成材料汇集；根据考释研究的最新进展完成释文校订；对释文用字进行符合数字化处理要求的统一整理，并对集外字逐个造字形成字体支持，进而将经过整理的释文输入数据库，实现其全文检索功能；逐字进行“四书”的标注。因此本文的研究，得益于课题组团队的集体努力的支持，特此说明. 第三，具体字形的“四书”判定是本文讨论的基础，而“四书”类型判定的标准学界尚未取得完全一致，故有必要择其容易形成分歧的若干问题简单说明如下：1，关于“象形”，本文依从象形均为独体的观点，所谓“合体象形”，如段注所言“箕”者，本文视为形声；“眉”者，其中之“目”视为依附性构件，与眉的形象组成一个不可分割之独体。2，关于“指事”，只认定有抽象指示符号者，或单纯由抽象指示符号组成，或由象形符号与抽象指示符号合成，抽象指示符号可以表示种种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