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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前言 20世纪80年代末，而我国资产减值准备的发展也经历了从1998年开始实施计提“四项减值准备”，到2001年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扩大到“八项减值准备，然后到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具体准则颁布出台的过程，这其间仅仅经历了八年时间，可以说我国对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统观国内外的研究，公司资产减值问题始终与其盈余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认为，资产减值问题改革的每一次进步，既是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抑制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本文将对我国公司的资产减值问题展开综述。 正文 1.国外关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综述 在国外，Strong和Meyer (1987) 研究指出，当公司处于盈利阶段或其市场价值正在提高时计提减值准备，市场会对此做出积极反应，认为该行为是利好消息。另外，他们指出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是计提减值准备最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新高层来自于其他公司的情况下。Zucca和Campbell (1992) 运用模型发现绝大多数公司在利润低于正常水平时开始计提减值准备，但仍然有一小部分公司在有其他利得或超常高利润时确认减值准备，用以平滑利润。以上显示的这些情况都说明资产减值准备被用来进行企业盈余管理。从计提减值准备的时间来看，企业计提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个时段，公司将要进行预算和审计从而对资产进行更加全面的检查。Franciset al. (1996) 通过研究公司管理层资产减值政策的决定因素，发现资产减值准备冲销的规模与高层管理人员的变更以及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历史成正相关。当企业经营不善或者业绩异常好时，公司将会降低减值准备的计提。这个结论与大清洗 (Big Bath) 理论以及平滑利润 (Earning Smoothing) 的观点相背。此外，Chen和Su (2000) 研究了1995-1997年的上市公司，发现这些上市公司为了迎合监管者在盈利上的要求而进行的一系列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地增加了审计师最终发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 2.国内关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综述 在国内，王跃堂 (2000) 以A股公司面对三大减值政策 (包括短期投资减值、存货减值以及长期投资减值) 的选择为例，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入手，并且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深层经济动机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决定这些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并不是西方学者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公司盈利能力以及注册会计师最终发表的审计意见。我国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经济动机主要来源于经营业绩以及上市的压力。赵莉 (2007) 认为，经济业绩相对较差的公司，往往可以通过多计提减值准备为将来的减值转回做准备，而经济业绩比较好的公司则会少提减值准备用来维持良好的业绩水平。另外，具有亏损动机的上市公司往往会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为以后年度转回减值、扭亏做准备。李增泉 (2001) 的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可以选择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时候，一般都趋向于不提，即使选择计提减值准备，其计提比例也明显偏低。然而在被强制要求计提时，那些具有扭亏动机、配股动机以及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当期收益的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而那些具有亏损动机、大股东变更动机以及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会选择增加未来期间收益的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允许转回，且该规定于2007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然而新准则规定不允许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仅限于固定资产等一系列长期资产，而对于存货等短期资产则仍然允许转回其减值准备。因此，由于2006年是以前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最后一年，即新准则实施的前一年，上市公司会在当年大量转回以前年度所计提的长期资产的减值准备。王丽杰 (2008) 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分析时发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2006年相对2005年变动了21.6倍，计提额为2005年的0.73倍，在2007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为2006年的0.72倍。郭艳萍、王天文 (2008) 经过研究发现，在2006年转回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比2005年平均增加了1599680.01元，增幅达到21.09％。然而，他们也认为在2006年集中大幅度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并不排除有其他因素的可能性，比如：资产价值有所回升，或资产已处置。 结论(2008) 认为资产减值会计其实是一种构筑在历史成本的会计模式上，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为代价，从而提升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一种处理程序，它仅仅是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的权宜之计。尤其是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