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对策分析.docVIP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吴晓燕 摘要：产权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但它与国家、政府、权力、治理等政治学要素密切关联。我国历次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就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制度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曾经实行过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使得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经历了从乡村自治、纵向官治到乡政村治的变化，并开始迈向多元治理的道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手段选择乃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都是围绕土地产权重建而展开的制度变迁。 　　关键词:?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基层治理 　　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上以乡村为主的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就是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处于基础性地位。基层社会是否稳定，与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思路、手段和方式有关。而治理手段和方式的选择受经济社会条件、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社会条件。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甚至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土地的权属关系（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财产制度）是农业社会时代最重要的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实行过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一、土地产权与基层社会治理 　　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许多经典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阐释了产权与阶级、革命、国家、权力配置以及民主路径等的关系。本文着重分析产权是如何影响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的，由于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产权制度是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进而本文拟揭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联。 　　社会治理与权力、国家、政府等要素相关，而产权与权力、国家、治理等政治学问题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产权经济学家科斯、诺斯等都有精彩的论述。产权制度及其变革（本文分析的是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及其变革）是如何影响国家、权力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以下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二者的关联： 　　一是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影响产出的剩余，而国家是产出剩余的重要占有者之一。科斯在论及交易费用与产权的初始安排时指出，“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任何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由于市场交易费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产权如何安排必然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包括社会产出的剩余量。诺斯等人也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自愿组织、市场和国家都可以安排制度、创造所有权，但是“很难想象没有政府权威而可以推广这种所有权的实施”。因此，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诺斯还指出，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因顺利完成从土地公产制向私产制的转化，民富国强从此而起，而差不多同时期的西班牙的土地制度改革被既得利益———“养羊团”掣肘，致使国家在竞争中落伍，这一重大历史分叉很大程度上缘于国家对待新兴产权组织的差异。“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这些论述都说明不同的产权安排定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国家可以影响产权安排，国家界定、保护产权是有回报的，最直接的回报就是税收，也即是剩余产出的部分占有。可见，产权与国家、与政治权力不可分离。 　　二是产权对权力形成了激励和约束。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曾指出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其实就是一种剩余权，正是这种剩余权激励所有者努力监督。周其仁在分析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的变迁时也深刻地指出，当土地为农民家庭私有时，劳动的效率来自家庭对剩余权的完全占有；20世纪50年代末期农村集体生产的监管有效性是由监管者享有剩余权来保证的，可集体经济在制度安排上消灭了剩余权机制，而用于替代剩余权安排的行政升迁机制对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不起作用。但这些底层干部恰恰是集体生产活动的直接监管者。 　　从各国历史上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来看，私有和公有的产权安排带来了不同的效率，乃是因为其剩余权激励机制的效果不同，也就是对剩余产品占有的实际效果不一样。这样，产权就对权力形成了压力———激励和约束，作为负有产权创造、界定和维护功能的国家，为享有剩余权就不得不慎重对待产权安排。 　　三是不同的产权安排形塑了产权所有者不同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