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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型先看增长质量与福利增进 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既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精准把握，更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稳定物价、管理通胀预期固然是当下急务，但基于纲举目张的考虑，明年和“十二五”工作重心应该在经济战略转型具体方案的细化和实施上。决策层必须下定决心破除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约束条件，突破收入分配改革的瓶颈。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使命。短期来看，面对不断升温的通胀势头，管理层必须拿出精准方案来稳定物价和管理通胀预期。中长期而言，决策层必须跳开增长的迷雾，用全局性的眼光和冷静的头脑来驾驭下一步政策的走向。事实上，在中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中，至少有三项是关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只不过笔者最近几年来一直在担心的是，尽管最高决策层比任何其他市场主体都清楚此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要驾驭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异常复杂的新兴经济体，尤其需要高度的执行力。换句话说，再好的政策出台，也需要各级各地政府和有关市场主体的准确理解和主动执行。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尽管在保增长方面各级各地政府表现出了极强的执行力，甚至扭曲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初衷，以至造成了今日经济过热，通胀势头加剧的局面;但在贯彻执行涉及经济战略转型的关键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时，明显存在与中央政府的非合作博弈。尤其最近几年，某些强势的地方政府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为了短期政绩而忽视了转型大计。再加上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影响力日趋加大的某些利益集团的介入，使得中央决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大打折扣。 　　细数前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内容，那时中央显然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8%的经济增长底线，中长期来看，中央则是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寻找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今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中，不少内容其实与本次会议提出的明年工作任务非常类似，这一方面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项长期、艰巨和系统性的工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年在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过程中取得的成效不彰。谁都知道，深刻理解并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采取切实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的偏离，往往为了短期经济目标而牺牲经济转型时间窗口。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各级各地决策者的思维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依然强大。无形和有形之中又加大了转型成本。 　　其实，两年前，当中央及时果断提出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时，就该以改善投资结构为突破口，通过降低民间资本投资准入门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可是从各级各地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启动的内需开支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尽管这样可以集中财力拉动经济增长，但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实力和影响力本就很大的国有资本不断扩充自己的行为边界，其对经济生活的深度介入，由于没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同步推进，致使普通市场主体热望的公平竞争性市场体系建设步伐滞后，而在央行必须为整体刺激计划执行后果买单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早早埋下了通胀的种子。因此，中国自去年以来的经济复苏总体而言体现出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特征。记得笔者曾在一年多以前就提醒过，假如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执行之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 　　因此，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是：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而基于纲举目张的考虑，明年和“十二五”期间的工作重心就应该放在经济战略转型具体方案的细化和实施上。 　　笔者认为，无论是肩负经济战略转型谋划和监督执行重任的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还是各级各地政府，亟须跳开增长的迷雾，同最高决策层一样，学会用全局性的眼光和冷静的头脑来把握好下一步政策的走向。就国家层面来说，短期内中国可以适当放缓经济追赶的步伐，不必在意只具符号意义的排名比较;未来十年，如果转型任务能顺利完成，则经济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再过十年，???果增长质量真正上去了，或许年均6%的增速就相当不错了;就地方来说，如果中央能早日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政绩考核体系，相信他们也完全可以积极主动执行中央的转型政策，静下心来谋划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既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精准把握，更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既然业已滞后的社保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