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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所折射的收入差距问题 摘要：关于个税起征点将进一步提高的话题已然成为了四月份的热门话题，而个税起征点也成了网络热门关键词。百信对个税起征点的调整问题赋予了高度的关注，这与个税起征点的制定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着重要的关系。而个税起征点的调整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现在社会所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如何通过税收去调节这个平衡也是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抉择。 关键词：个税 起征点 贫富 差距 正文：公平与效率是制定任何税制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个人所得税而言，更应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因为个税能够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接受的直接原因在于其按量能负担所体现的公平性，我国开征个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在很多国家，个税发挥着较好的自身纠偏收入分配的优势，使得该税成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优先选择。然而在我国，个税不仅没能够较好地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反出现“逆向调节”，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改革、完善个税意义重大。 在当前关于个税调整的社会讨论中，不少中国工薪阶层怀着一个愿望：希望个税起征点大幅度提高，让自己每月减少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提前扣税，真正拿到从没有过的“全额工资”。这个愿望非常朴实，直指人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能实现，将提升很多人的幸福感。但在一些难以名状的制度因素阻碍下，它又显得遥不可及。 政府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提升至3000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一个进步。不过，一项法律调整能否真正反映民意，增进国家整体利益，是对社会运行体制和知识水平的考验。换句话说，个税起征点能否上调到5000元甚至8000元，将取决于社会各群体对税收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的利益计算。 有部分学者和居民认为，个税起征点不宜再提高。在他们看来，与其说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拉平了收入分配，倒不如说它恶化了收入差距。在当前的税制下，工资收入按照累进的方式征税，而投资回报的征收税率却比许多人工资的平均税率还要低(比如房租所得的税率为5%)，至于资本增值所得则不用征税。在当前国内收入差距主要来自财产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 另外，不管是否合理或合法，在动员资源和社会关系去避税的能力上，高收入家庭的能力要远远高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一般不是拿工资的，是有企业的，有专业的律师、会计师，可以进行合理、合法的运作和转移来避税。所以，如果税率很高，实际上对于这样的家庭，反而收不上来税。到最后只有拿工资的人纳税，导致不公平。 从理论上说，就算高收入家庭老老实实交税，高税率也会使他们的行为产生扭曲。税率高的时候，他们就不干活了，或者会找一些税率比较低的领域工作，会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这种税收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上升得很快。还有，征收机构看不见的收入有很多。很多的收入根本就不报，政府只能收看得见的“工资税”，而且还是要在正规的企事业单位。现在板子只打在挣工资的人身上，这部分人的收入本来就是很低的。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建议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并将税率级差从九级超额累进变成七级超额累进，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其实是希望为中低收入阶层人士减轻税负，让高收入者适用更高的边际税率，从而达到高收入者多交税的目的。 个税调整放在中国税收制度大背景和渐进改革的可行道路中考虑，并且，如果社会各群体以长远目光看待制度变革的利益后果。如此得出的结论是：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个人收入的平均税率，将有利于改善当前的经济状况，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虽然起征点的制定一定程度上是从长远角度思考，符合一些人的利益，但是此次对于起征点调节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不在于起征点的高低问题，而是税制本身的不合理，导致了人们过度解读个税对调节收入分配的意义。表面上看，是个税起征点之争，更深层次的是人们对个税现行的制度设计和征管安排的不满意。 中国收入差距的特点是，城市内部的差距小于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大于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要减少收入差距，应该在城乡之间、在城市和农村的最低端下工夫。所以强调不同工资收入者在个税调整中的利益分歧是不明智的。广义地说，目前中国的工薪阶层大部分是中低收入者。社会贫富差距主要来自企业经营投资，垄断资源占有，和腐败灰色收入。而在基本税制存在重大弊端的情况下，政府体制外生存的人们面临一种共同利益：减税——无论以何种方式，针对任何群体。 在减税过程中，有人获益较多，有人获益较少，这是正常现象。理性的态度是计算自己的绝对利益，而不是相对利益。如果一定要在相对利益上压倒别人，或绝对平均，大部分社会交往或商业合作将无法进行，制度改良也无从谈起。唯恐个税起征点提升只让高薪阶层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