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及其问题——评《国家与社会》下.docVIP

市民社会及其问题——评《国家与社会》　　2、“二元范式”还是“三元范式” 　　市民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歧就是关于市民社会的不同界定所形成的两种不同范式，一种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就是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领域所吞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它由经济行为、结社、大众沟通等构成一个广阔的“非国家空间”，由此形成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范式，邓正来先生所建构的市民社会理论就属于这一范式;另一种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互动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家庭)、团体域(自愿结社)、社会运动和大众沟通，由此形成“国家—公民社会-经济”的三元范式，其代表人就是Cohen Arato .[15]无论是二元范式还是三元范式在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时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哈贝马斯所谓的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不同逻辑为标准，但它们在进行实质性分析时产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市场经济体系”是否应当包括在“市民社会”之中，它究竟是属于“系统”还是属于“生活世界”。对此，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可供我们参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西方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独立于政治力量的“私人自治领域”，它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前者包括家庭和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后者就是包括团体、俱乐部、新闻、通讯、沙龙、杂志等由私人构成的非官方组织或机构。就此而言，作者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中与哈贝马斯一样持二元范式，且其内容也与哈贝马斯的几乎相同。但是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这样一种为国家提供合法化力量的市民社会(可以理解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良性互动)仅仅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幅完美图景，自十九世纪以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不断干预使得原来以摆脱政治控制为首要目标的市场经济体系被再度政治化了，其结果是市场经济体系从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转化为国家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再加之公共领域的商业化等原因，使得晚期资本主义陷入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合法化危机之中。[16]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实际上描述了市民社会在西方历史上的内在的转化过程，大体说来就是从“国家-私人领域(家庭与市场)-公共领域”到“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Cohen Arato将公民社会看作是国家与经济之间的互动领域。可见，究竟是二元范式还是三元范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来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关系，坚持什么样的逻辑来分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邓正来先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哈贝马斯所集中讨论的“公共领域”尤其是Cohen Arato的“公民社会”是以公民权(citizenship)概念为背景的。换句话说，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通过公民权这一环节来打通二者的关系，由此打通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实现它们之间的互动。正是由于“公民权”经历了18世纪的政治权利、19世纪的经济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才出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产生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变迁。18世纪市民社会的种种观念与价值正是通过公民权这一具体途径制度化于民族国家的组织与管理框架之中。由此引出一个悖论：公民权的扩张破坏着市民社会赖以为基的相互性(mutuality)与集体性(communality)。[17]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必然结果。相比之下，邓正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由于缺乏一个中介性的分析概念和分析单位，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只能停留在空泛的良性互动上面而丧失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洞察力。 　　其次，如果说哈贝马斯通过对西方历史的分析所建构出来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为了批判晚期资本主义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那么作者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分析所建构的市民社会理论则是为了指导中国市民社会的作为社会实体的建构。这种区别不仅仅是基于对知识分子角色及其社会功能的不同理解，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理论所指向的经验对象乃至理论旨趣是不同的。如果说哈贝马斯秉承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批判，那么作者实际上秉承的是经过修正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来解决处于“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困境。笼统地讲，哈贝马斯要解决的是避免异化的问题，而邓正来先生要解决的是民主政治问题(尽管在他看来民主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手段)。尽管作者反复提醒人们注意不要“简单地套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而未意识到作为实体在中国的建构的种种问题”(页136，着重为原文所加)，但在“建构”一文中，他正是依照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建构了一个“前资本主义的中国”，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家开始放权，一个庇护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和非官方空间正在生成。如果联系到他和哈贝马斯一样对自由资本主义作了类似的“乌托邦”式的建构，那么对“前资本主义中国”的建构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