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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智慧引领人生读《中国哲学简史》后感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以一种总观的视角概括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和文化价值。他使读者了解到中国哲学门类的多样性，同时也提出了“地理环境、经济背景”对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形成其本身特点具有重大影响的唯物主义观点。冯友兰先生唯实反思的研究态度使其观点倍加可信。 中国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独特分支，它源于感性却最终超越理性，它使我们对自身的思想进行系统的反思和观照，并最终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哲学的目的是要使人成为“圣人”，使人与天地之间的隔阂消弭。古希腊哲学流派的斯多葛学派提出以智慧寻求幸福的哲学思想；伊壁鸠鲁则认为幸福是人内心中的“宁静”。这两种哲学观点是对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之所以存在、发展的原因的明晰阐明：中国哲学是“不可说”和“潜默”的，如同中国传统艺术一样，中国哲学的内容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那么，“正的方法”的“分析思辨”和“负的方法”的“顿悟”则成为了理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给我们论述了“中国哲学”不是什么，那么，研读中国哲学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呢？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些话时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这些话应当意味着什么。”历史需要真实，哲学史则更需要真实——悟性的真实！先秦部分是中国哲学的启蒙发展阶段；汉魏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吸收兼容阶段；唐宋时期是其“更新”阶段；近现代部分则是中国哲学走出去和科学发展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简史》中论及的中国哲学派别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佛家。各派别之哲学观点或对立或兼容，正是在这种“张力”关系的作用下，各派别或融合更新或退隐衰微。宋明的“理学”、“心学”的形成则是得益于儒家对道家、佛家（宇宙心）哲学思想的吸收；名家有道家最终继承并发展起来而逐渐淹没；法家哲学则成了官方统治所运用的隐形哲学；墨家哲学则在先秦时期便已“夭折”；佛学虽是外来“哲学”，但却在中国重获新内容，并且超越本土发展势头而在异土繁盛起来。 通过读各派哲学的发展史，我们运用类比的方法，可以将这种发展“轨迹”推演到各种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中就包括人生。 谈到人生，就会提及哲学中的“人生意义”这一术语。冯友兰先生将人生意义概括为“四种人生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提出的人生境界有六种，即：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艺术境界、宗教境界。“天地境界”与“艺术境界和宗教境界”有相通的地方，也有相异之处。它们都包含着现实与超现实的承接，此岸与彼岸的飞跃，而天地境界却是弥合了艺术与宗教境界之间的对立因素，使“人”成为“圣人”。圣人是诗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二者相互制衡，“适当其时”、“恰如其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新道家的“豁达率性风格”则凸显了人“诗性”的品格。阮籍葬母时，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声，废顿良久。从中我们看到了阮籍对亲人深沉真挚的情感，它震人心魂，令人体会到生命的伟大力量。 儒家在本书所占的篇幅共有10章，中心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王充、韩愈、周敦颐、“程朱”等。其哲学思想变化的过程可以说持续了两千五百多年，为达到“圣人”的目的，孔子推“仁”，孟子简“义”，荀子重“文化”；董仲舒则借助政治权利把“孔子”给“神化”；而王充、韩愈等人则把它拉回到现世。唐宋时期，儒家哲学与道家、佛家的部分思想相融合，而后，“程朱”等人创新了“理”、“气”、“太极”、“性和心”、“良知”等哲学术语的内涵。 正是由于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利的紧密结合，从而使儒家思想具有了浓厚的入世特征，表面看儒家思想更趋近于伦理学（道德哲学），它处理的问题是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矛盾。但是，实际上它是使人在现实生活中懂得“理”，懂得人生的意义，从而实现由此岸到彼岸的跨越，最终成为理想中的“完人、至圣”。当然，圣人不是为私的，而是要普济天下苍生，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公的哲学派别除儒家外，还有墨家、名家也可归于其中。 中国古代社会体制的超常稳性是与其主体经济方式密不可分的。经济基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中国哲学也同经济方式一样，在漫漫岁月中发生着“渐变”。或许是因为中国哲学并没有产生“突变”，而是以“温和”的方式修正、改进各派哲学思想。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中国哲学发展的延续性，它的内核缺乏彻底“创新”的动力。 中国哲学，其大部分的视角是转向过去的。影响中国最广泛的思想——儒家思想，它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都是一种“平面式的循环往复”，而不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由是观之，中国哲学需要深刻而勇敢的“反思”。尤其是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政治、新的社会体制和制度、先进的经济制度，作为对它们的反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