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贬惠期间的仙居与赋闲生活.docVIP

论苏轼贬惠期间的“仙居”与赋闲生活 ◎ 杨子怡 摘要：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把苏轼贬居惠州的一段时光称之为“仙居”，并以之名章，但究竟内容为何，语焉未详。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笔者以为，苏轼在地方官员庇护下所居合江楼时光以及与王朝云的风流缱绻的爱情、与友朋的诗酒唱和、抄书题品、种药浇蔬等赋闲生活是构成其仙居生活的主要内涵，这些也表现出苏轼一洗尘念，寂灭万想，物我两忘，潇洒自任的超旷态度。 关键词：仙居 爱情 交友 题品 唱和 苏轼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正式到达惠州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启程赴儋州，在惠时间是两年又七个多月。在这里，他有过艰难的处境和困窘的生活：“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答周循州》）；他也先后得到惠守詹范、提刑程正辅的关照：“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矶共置樽”（《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他有过“北望中原”的眼泪：“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并引》）；也有过短暂的安宁和旷达的情思：“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和陶酬刘柴桑》）。三年瘴海生涯使他“舌音渐獠变，面汗尝骍羞”（《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百姓的淳朴热情又使他与之融为一片：“万户不禁酒，三年夷识翁”（《新年五首》）；友情爱情及诗酒唱和使他暂时消解心中的苦闷，使他方寸了了，达观面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迁居》）；惠州的好山好水，山鸟山花使他作终老之计：“以彼无限景，寓此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总之，惠州的谪居期间是他生活最丰富、思想感情最复杂的几年。直面人生，达观处世是其生活的主基调。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曾称苏轼的贬居惠州为“仙居”，所谓“仙居”自然是忘怀世外，与世无争，过着潇洒恬静的生活。关于苏轼“仙居”惠州的具体内涵，林氏在《传》中并无详细论及，本文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下面几个方面论之。 一、天遣怜楚囚：仙居合江楼与白鹤峰 苏轼在惠州两年又七个月的谪居时间里，其住所首先是我们必须探讨的。根据资料，我们得知，他主要居住在合江楼、嘉祐寺以及小住白鹤峰新居。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苏轼从合江楼迁居嘉祐寺，写有《迁居》诗并引，引云： 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苏轼是两住合江楼，两迁嘉祐寺。第一次在合江楼住了十六天，在嘉祐寺住了五个月；第二次在合江楼约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嘉祐寺住了十个月左右。其白鹤峰新居，仅仅住了两个月零几天，他就奔赴海南了，留下家眷住在白鹤峰。 不到三年，就数次迁居，其中定有原故。清代王文诰就产生了怀疑，认为引言“所记迁徙月日，公皆有故。……且公为此文，原欲后人详求其故，否则一概略去，但云复归嘉祐，无不可者。……亦见公之用意者远也。”（《迁居》诗《诰案》）苏轼“用意”及其“故”，王氏并没有深究。后人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惠州乡贤吴仕端先生对苏轼何以两居合江楼两迁嘉祐寺的原因有过详细的考证。认为苏轼能寓居合江楼是受到额外的照顾，迁居嘉祐寺是地方宵小出于畏惧或逢迎朝廷章惇动机而作的“硬性安排”。〔1〕(18)其考证是可信的。 合江楼故址在东新桥头文笔塔之后，南宋时塌圮，明代筑城时复建，清康熙年间重修，为城门楼式的两层建筑，红墙绿瓦，甚为壮观。清《广东新语》把它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工楼等合称广东六大名楼。据王文诰《案》所言：“今则建于城上，阑于提军廨中，疑即当日三司行衙故址”。也就是说它是来往官吏们憩息的临时住所，相当于现代的政府招待所。以苏轼这样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王文诰案语）的贬官，住如此高级别的招待所，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当然是受到了惠州太守詹范的厚待。詹范是一个仁厚君子，苏轼在《答徐得之书》中对他极口称赞说：“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极蒙照管，仍不辍，携具来相就。”（《苏轼诗》注）“极蒙照顾”当然系指能寓合江楼一事。从他与詹太守的一些诗歌唱和中，可见二人是交谊甚厚的。如《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有句云：“刺史不须邀半道，蓝舆未暇走山村”。“蓝舆”，竹轿也，语出《晋书?陶潜传》：“（王）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蓝舆，亦足自反。’”诗中，苏轼将詹范比作王弘，而以陶潜自比，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也见出苏轼对詹范之推重。在《和渊明贫士七首》其六中，也有“老詹亦白发，相对垂霜蓬。赋诗殊有味，涉世非所工”的句子，径以“老詹”相呼，其亲密可见一斑。因此，他能在高级驿馆住上一些时日，应该是借助老詹的照顾。但这种照顾毕竟是有限的。据《惠州西湖志》所转引的《福建通志》所云：“苏轼谪惠，詹范同僚畏章惇势力莫敢顾，独范待之甚厚，时携具相就唱和。”虽然，詹范“待之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