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 论文.docVIP

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 关键词：休谟，政治社会，人性论，政治德性，正义规则 西方近代的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是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城邦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它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结合的产物。政治社会这一术语被17——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广泛使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明确提到了这一概念，“政治团体也称法人，是根据国家主权者的权力建立的。私人团体则是臣民在自己之间组织的，或是根据外国人的权力建立的”，1洛克则认为政治社会是公民基于相互之间的契约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休谟基本继承了前辈思想家的观点，他在《道德原则研究》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政治社会。在休谟看来，政治社会是人类的文明社会，是一个通过人为设计的规则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本文主要从政治社会的人性论基础、政治德性问题和正义规则三个层面来讨论休谟的政治社会理论。 一、政治社会的人性论基础 人性论之所以与社会正义规则相关是因为人性论问题涉及到自然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一方面，苏格拉底的转向是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即从“常识”或“常识世界”出发去发现事物的本性，去发现真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的死昭示了社会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与人内心的道德问题之间的冲突，人性的问题开始涉及到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所普遍遵循的道德法则和政治法律制度问题。苏格拉底之所以没有选择逃避是因为在他看来，正义问题不是个人的善恶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城邦公民，他只能通过自己的死来捍卫城邦制度的正义性。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通过一种至善的目的论的城邦共同体观念解决了个人和城邦之间的正义问题。 而西方近代哲学的类似转型则与休谟相关。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中这样写到，“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了的，也应该举出理由加以说明。”2 对于休谟而言，道德问题是一个应该与否的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事实问题。因此，基于理性的科学推理就无法用于判断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上的好坏善恶在休谟看来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情感，“道德并不成立于作为科学的对象的任何关系，而且在经过仔细观察以后还将同样确实地证明，道德也不再于知性所能发现的任何事实”。3这是人们所熟悉的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判断。在休谟看来，决定人类道德善恶的在于情感：凡是对自己和他人有用的，直接令自己和他人愉快的行为、品德都是善的和有价值的，与之相反的都是恶的，不具有价值的。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去解读休谟提出的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判断？这一判断不仅具有道德主义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因为对于休谟而言，应然的价值问题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正义问题，只有通过正义才能解决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即如何通过人性论而形成正义的社会规则和制度。因此，对于休谟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实”和“价值”的分离，而在于如何弥补二者之间的裂隙，在“事实”和“价值”相分离的基础上如何形成一个正义的政治社会。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必须回到休谟的人性论。休谟的整个政治哲学都建立在他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上，“人性”本身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之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4就古希腊的至善论目的论而言，人性就是人要实现的本质，它是先在的和永恒不变的。而休谟理解的人性则不然，虽然休谟承认具有普遍的人性，“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5但这种普遍的人性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状况、社会传统和习俗以及个人习性等方面。“我们也不能设想，人类行为的这种一律性事不容例外的，我们也不能说，一切人类在同一环境下总会精确地照同样方式行事，我们必须承认性格、偏见和意见，在各人都有差异的地方”。6因此，休谟的人性观念是非常丰富的。休谟认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我们对于事物的一种意见和信念，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科学而言，这种意见和观念使得我们能够认识世界，它主要表现为真伪问题，而对于人性而言，人性问题显然不是真伪问题而是善恶、好坏问题，它同样与我们对于社会的意见和信念有关，因此，一方面，人性是普遍的，在历史和现实中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另一方面，人性又是具体的，因人而异的，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人性是丰富多彩的。 作为休谟政治哲学前提预设的人性论，休谟首先认为，人们之所以形成政治社会，建立规则和制度，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