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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死刑存废观的暗合与嬗变 作者：郑重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160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他“乘坐囚车，身着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腾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这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一幅18世纪欧洲执行死刑的场景。　　与此同时，古代中国起源于秦汉年间的凌迟刑也在17到18世纪的明清达到了顶峰。凌迟是一种肢解肉体实施死刑的刑罚方式，它包含了对身体四肢的切割、分离。这种残忍的酷刑直到1905年清朝修律大臣沈家本上奏获准，才得以“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中西方死刑存废观的暗合　　中西方在同一时期出现极为类似的，以对肉体实施残酷折磨而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则绝非偶然现象。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受制于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传统观念，人的意识中普遍存在朴素的同态复仇、神意报复主义的刑罚观念。无论是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还是《圣经》中记载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它们都认为犯罪是违反天意的行为，理应受到天罚。中西方统治者都以对肉体进行残酷折磨的形式，来最大限度发挥刑罚的惩罚和恫吓功能。　　传统中国社会，孔子创立的以“仁者爱人”为核心的“仁政”理论，成为历代统治者宣示的治国理政原则。所以统治者在对危害统治秩序的行为科以酷刑的同时，又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宽仁慎刑，爱惜人命。隋朝规定了“三复奏”制度，对于地方判决的死刑案件要三次奏报皇帝方可执行。唐朝规定各地方的死刑判决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且待批准的诏令下达三天后方可执行。对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五复奏”。清朝死刑执行前还采取秋审、会审等恤刑制度，对案件分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嗣等四种情况处理。除“情实”案件“奉旨勾决”外，其余多可暂缓或免于死刑。这些制度对慎判死刑、避免错案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支柱，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形成了巨大的统治力量。《圣经》中记载，神是允许死刑的。旧约中出埃及记、利未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一些行为应以死罪惩治，如杀人、绑架、奸兽、奸淫、同性行为、做假先知、卖淫和强奸等。虽然支持死罪，但当死刑要执行时耶稣又显明了恩典，因为“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1762年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表达了对死刑的支持态度。卢梭认为，政府与全体公民之间存在一份“旨在保全缔约者的社会契约”，公民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政府对社会实施管理，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全与秩序，最终促进全体公民的福利。卢梭还认为，个人生命也是“契约”的一部分，“正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所以人们才同意，如果自己成了凶手，自己也得死”，因此政府有权对罪犯执行死刑。　　在对待死刑的态度上，中西方封建社会可谓殊途同归。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中国法律，从“仁政”的角度体恤人命，但并未否认为维护统治秩序和伦理规范而对民众处以死刑的必要性。西方法律从宗教的角度表达了对死刑犯的怜悯，但同样未否认政府有权对罪人适用死刑。中西方死刑存废观的嬗变　　“人们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自己的同类呢？”——达米安受酷刑7年后的1764年，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死刑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和质疑。这本堪称刑法学经典著作的小册子一出版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发了西方世界旷日持久的死刑存废之争。贝卡里亚并不同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死刑的正当性在于公民将自己的生命以契约的形式交给了国家。他认为，“君权和法律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的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而不应该包括人的生命，因为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生命以任何契约的形式让渡给他人（包括政府）。既然如此政府以法律名义执行死刑就没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依据。　　同时，贝卡里亚还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阐述死刑是无效的，“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他认为“死刑的理由除非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禁止公民杀人，并要惩罚谋杀行为，而法律自身却在做这种事情，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贝卡里亚开始质疑死刑的18世纪，正是欧洲启蒙运动蓬勃兴起之时。这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封建特权和宗教愚昧，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人类思想和制度上的黑暗。这一时期，西方的教会法开始衰落，并受到世俗政权和世俗法的制约和打击。但教会法中所强调的人道保护和生命神圣性却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