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并峙——徐志摩与郭沫若.docVIP

双峰并峙徐志摩与郭沫若【摘要】：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最著名的诗人,是他们把中国的诗带入了新诗的时代。【】【】但其侧重个性抒发，大胆骇人的直白方式却无疑也留下了许多艺术上的不足之处。的新月诗派（也称格律诗派），提倡“戴着镣铐跳舞”，追求诗歌内在的流畅的韵律就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诗初现文坛时过于直白、散漫，不受韵律的节制而留下的种种弊端。徐志摩，正是天才地完成这一艺术追求中的杰出诗人。著名文学家苏雪林曾说：“1922年间，徐志摩自英伦返国，发表《康桥再会吧》、《哀曼殊菲儿》等篇，其雄奇的气势，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词藻，既盖过了当时一般诗作，而且体裁又是崭新崭新的。既不像《尝试集》那种不脱旧诗词格调的巢穴，也不像《女神》之剽窃惠特曼余绪，弄得鲁莽决裂，不可响迩，这当然要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产生中国新诗今日才有真正诞生的感想。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础’，这句话是一毫也不错的。”（摘自苏雪林《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础是否恰当，这里姑且不论，但却可以看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对当时的诗坛所产生的新的重要影响。徐志摩在诗艺上追求感情沉淀之后更为澄澈的表达，追求戴着镣铐的优雅舞姿，而不仅仅是如郭沫若在颤抖着双手心脏狂跳般的情形下写下诸如“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我是全宇宙energy的总能量”等诗句。其后，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过早的逝世，使得他那正如璀璨朝霞般待愤薄而出的诗情，未能完全展示其巨大的辉煌就被黑暗吞噬，而使得他的整个文学创作显得美丽凄艳有余，而博大精深不足，这，是徐氏之不幸（虽然这并不是他本人造成的过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不幸！但正是那些美丽隽永的诗句，因其自身流畅匀称的韵律与追求性灵的高贵吟唱而传诵不衰却也是事实。尤其是那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既是最徐志摩式的诗句，也可以说是整个新诗运动中涌现的那种浪漫精神的最优美、最生动、最传神的写照！郭沫若曾以《女神》诗集在五四时期力登诗界高峰，以后因种种原因，虽仍欲发时代之新声，但力不能逮，遂成空想。到了文革时期，写了许多为后人所诟病的诗文，像是为权贵拍马抬轿之类，毫无艺术可言，论者多称之为“政治的留声机”，抑或说，那也是一种无奈，是许多文人在文革中的无奈。但那毕竟是郭沫若诗歌艺术上的枯萎之期，许多论者在评论新文学史上新诗第一人的地位时，仍然把这一桂冠授予给郭沫若，是基于他五四时的突出成就与承前启后第一人意义的肯定的。其实他们二人各有千秋，诗艺才华与影响在伯仲之间，如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夏云冬雪，皆成景观。但从诗歌艺术整体影响与综合成就而论，我认为徐志摩诗歌的审美价值、艺术效果、传诵程度是超越郭沫若的，这样评论是否恰当而有失偏颇，我不知道。如果说郭沫若的诗歌如悬空宏钟，奏响过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将时代风云尽收笔端，显一代之雄；那么徐志摩的诗歌则如空谷雅笛，，独抒性灵，尽情展露人性之微妙，将个性与才情发挥到极致，使读者神魂颠摇，叹为观止。他们以各自的超群之处同时站在了五四诗坛的巅峰，犹如双峰并峙。只是在离开那个特定的年代之后，在时空延伸的悠远空间里，徐氏的诗歌品味更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更能恰当地传递那种审美的情趣《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而《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　　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代声音。“天狗”那可吞掉“一切的星球”的豪迈气概，正是五四时期要求破坏一切因袭传统、毁灭旧世界的精神再现。　　而《天狗》只是《女神》创作中诗人情感与艺术碰撞、融合、激溅出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可见，《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