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与论语新解里仁篇.docVIP

《論語集註》與《論語新解》〈里仁篇〉 之比較研究初探 建國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許炎初 94/05/16 自晚明以下，中國儒學衰竭，亦竟無大氣魄人能將孟子、中庸、晦翁、陽明四家和會融通，打併歸一。其有調和折衷與夫出主入奴，皆未能深入此四家中而超乎此四家外來鎔鑄一新的天地。此下果是儒學復興，這一關定是闢頭的第一關。中庸（頁423）說：「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孟子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無論如中庸之大氣包舉，無論如孟子之孚尹旁達，總之必有如此境界，乃始得為將來儒學開新天地。而比較上，朱子所闡，於此路近，陽明所論，卻不免要遠離此路。此為本篇分析闡述之主要論點，幸學者再詳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民33/9，頁424，全集版） 一、文獻回顧 錢穆先生於《孔子與論語》一書中有多篇文獻詳細解說《論語新解》與《論語集註》之同與異。例如（七）〈再勸讀論語並論讀法〉，頁69-80；（九）〈漫談論語新解〉，頁95-118；（一0）〈談論語新解〉，頁119-140；（一一）〈再談論語新解〉，頁141-158；（一五）〈本論語論孔學〉，頁201-236；（一七）〈從程朱論語註論程朱孔孟思想歧點〉，頁263-310。此外，至少仍可參考《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辨性〉、〈程朱與孔孟〉、〈朱子學術述評〉與〈周程朱子學脈論〉等諸文。 二、〈里仁篇〉朱注與錢注的一些異同 自有論語集注，繼之以孟子集注，又繼之以學庸章句，四書之結集，乃代漢、唐之五經，而成為後代儒者之人人必讀書。故朱子乃始以濂溪而完成一大系統。而朱子遂為中國儒學史上繼孔子而起之集大成者，亦以此也。」（《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周程朱子學脈論〉民37、民66（增訂），頁348。） 朱子承龜山之四傳，親受業於李延平，然於李延平之教終有不滿。並亦不滿於伊川之易傳而著易本義，又為詩集傳；乃皆自感不滿，至自譬為雞肋。於是乃一意求之孔子之論語。自濂溪、二程以來，人人尊孔子，排釋、老，認為新人生蘄嚮在此。然孔子究何言，所言究何義，實未深切探究，有明白歸一之定論。使人人言自得，各自得於心，而不能建立一共同之師承，則斯道終不明。濂溪、二程，竟在創新儒學，亦終不脫舊經學圈套，其特重周易，即其一例。朱子則移新儒學之重心於論語，求為逐章逐句逐字儒之經學章句，而用意固大別。朱子幾乎乃畢生用力於此。先則多依據二程，繼則擺脫二程，即以論語求論語。其論語集注之最後定本，乃采二程語乃不多。此文為濂溪、二程以來新儒學之一大轉變。其先只求擺脫釋、老，歸向儒學 ; 至是乃於儒學中心孔子一人論語一書作首尾貫徹之研尋。此乃朱子對新儒學之新貢獻，實亦是莫大之大貢獻也。」（《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七)〈周程朱子學脈論〉民37，民66（增訂），頁348。） （一）前論 對朱子而言，《論語集註》一來可見明顯受限於「理學」的特質；例如注文中好統言天地萬物之理、總是突出「理」為「無以尚之」的最高範疇，如言：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論語集註》〈里仁篇〉） 又言：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孟子集註）〈盡心篇〉 因而，朱子處處要求從「然」中推求「所以然」之「理」，進而引出「體與用」、「形上與形下」、「本與末」、「寂與感」、「已發與未發」、「理一與分殊」、「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公與私」等抽象的對比（辨）範疇，以求有助於釐清概念的糾葛。並要求能處處合於「所以然」的最高「理則」。然而，這種重哲學抽象思考的特質卻出現一些問題： （1）於「實踐的成德」上常常只能以「應」的「消極」方式出之，而缺乏「感」的「積極」力量；也就是只見處處時時要合於「理」，而缺乏一股體現實踐「道」的「恢弘」力量（例如《論語新解》於〈里仁篇〉則突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一章），而讀朱注不免有「軟弱而無力之感」。例如朱注： 好、惡，皆去聲。唯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于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遊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2）又因善於對普遍抽象的概念做形式意義的推演，因而在其深析辨理中讓人感到有「空洞而單薄之感」，但也因對抽象性的解悟高，因而頗能闡發深奧與玄妙的哲理。但弔軌的是，這種方式也就在「深奧與玄妙的哲理」中轉而流於易簡，並簡化了義理的豐富與弘大。例如4-12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錢注則主要體現：（2-1）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