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u[经济学]第五章 产权与资源经济制度91.pptVIP

3、产权的基本属性 （1）排他性：能够独立行使，具有都特定权利的垄断性。 存在排他成本，当其低于排他的可能性收入时，排他才是必要的。 排他必须可能：有对财产权利独占和保护的能力或条件——能够支付排他成本；存在对产权进行保护的公共性保护或服务。 为了降低排他成本，多少会容忍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 （2）有限性： 一是产权之间有清晰的界限——否则导致产权纠纷； 二是任何产权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数量、时空的限度。 （3）可交易性：整体交易（产权空间或属性可分或不可分）或部分交易（产权可分）；永久性交易（时间可分或不可分）与有限期交易（时间可分）。 可交易的条件： 能够排他 有性限：有边界、可计量，能从特定产权中分离出来 可交易性是实施产权保护的重要方面——转让也是一种保护 可交易性是保护资源的重要手段 （4）可分性：对特定财产的各项产权可以分解并分属于不同的主体。 两方面的含义：权能行使的可分工性、利益的可分割性 可分性不是无限的（技术约束、界定成本约束） 是针对产权的使用、收益、处置而言的，对一客体的分解则是财产的分割 产权分解必须在技术上可度量 产权分解与产权合并都是产权配置的手段 产权的分割为资源配置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5）行为性：产权主体在财产权利的限度内有权做什么、不做什么、有权阻止别人做什么，是针对产权权能而言的。 每个主体的产权行为包括：保护行为、排他行为、内部管理行为、处置行为等 保护行为与排他行为相关，但不等同。排他行为是阻止别人进入自己的产权领域行动、获利或损害的行为，实现排他是保护行为的一个方面。 内部管理行为是产权主体对其产权对象所采取的独立行为 处置行为包括交易或让渡行为（入股、买卖、出租、承包、合作等）、破坏与滥用行为。 案例分析：非洲大象的产权制度 材料： 非洲的津巴布韦于1975年开始实施《公园和野生动物法案》，80年代又实施了《遗产行动》和《公共地区本土资源管理计划》， 津巴布韦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一种新的产权制度——让村子对所在一定地区的拥有所有权，即村民拥有权力对来到其地界观看大象的游客进行收费，并且还可以向捕杀大象的猎人收费——即创建集体产权制度。 结果： 20世纪70年代，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约为三万到四万头，80年代末为五万头，到了90年代末是六万到七万之间； 而同期非洲大象（公共产权制度下或私有产权制度下）从1980年的120万头减少到十年后的60万头。 目前津巴布韦政府允许每年捕猎六万到七万图大象中的二百头；而同期肯尼亚被认为在80年代就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大象，单单1989年每天被非法偷猎者捕杀的大象就有17头——非洲所有大象的数量由于偷猎而减少了一半。 津巴布韦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庄已经能够用他们赚来的钱修建学校和医疗站；而同一时期非洲的整体生活水平、教育医疗状况却一直停滞，甚至有局部地区陷入饥荒、战乱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结果分析：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必须明确大象这种产权客体的交易技术结构及其相应的不同产权制度下所可能发生的交易成本。 （1）大象首先是一种较倾向于野生的动物资源，这决定了其需要较大的生存地带以进行必要的生活繁殖——活动空间较大意味着人们保护、监督成本很大（非个人所能独自承担或需大量雇佣劳力进行），必要的繁殖意味着人们在捕杀与饲养的行为决策间存在取舍比较； （2）其次大象的象牙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相对大象在旅游观光方面产生的短期经济效益而言。因此，大象这种产权客体存在资产可分性较强、但资产属性的度量保护监管难、捕杀的短期经济收益很高等特性，所以这些特性所决定的交易技术结构必然是私有产权和公共产权下的交易成本较高——监督成本过高和保护方面的有效激励不足，而集体产权下的交易成本较低——激励机制较完善、经济绩效较理想。 案例：同一产权制度的不同绩效 以山区林地的开发为例进行阐释，以期从农户层次上来考察我国山地产权制度安排的行为意义及其经济绩效，从而说明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将对资源环境造成怎样的损伤。 不过，我们的兴趣在于，同样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安排，当决策层将其引入非耕地领域，特别是山区林地时，本来期望它能促进农户对山地的开发和更有效地利用，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一改革的初衷不仅没有预期实现，相反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严重的乱砍滥伐现象。这一悖论，被有人形象地描述为“双向积极性” 。 材料： 贵州省从1979年底就开始了大面积推行家庭承包制。在农业种植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缓解了始终不能解决的群众温饱问题。但在山地开发方面则诱发了农民的破坏积极性，创造了农村改革后毁林开荒的“奇迹”。1980年全省毁林开荒32.25万亩，1981年50.60万亩，1982年虽采取了管制措施，但毁林仍达30.56万亩。从而成为继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