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制度化.docVIP

察举制的健全与完善　　察举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损益调整，逐步建立起比较严格而完备的察举法规，使察举制更加周密而完善。　　（1）实行奖惩严明的察举责任制　　自秦代始，选举用人在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汉承秦制，选任得当与否，选任者和被选任者都要负连带责任，功罪奖惩相同。汉武帝时诏令郡国贡举贤才，由于选令过于苛刻，竟造成“阖郡不荐一人者”。于是元朔元年(前128年) ，武帝又两次下必须定期举人的诏书，明令若有才不举，轻则免官，重则以“不敬”论处。在汉代 ，“不敬”为重罪，法为斩首，甚至诛族。西汉末年，平帝即位，王莽执政，曾诏令适当放宽荐举 法，诏书“令士励精向进，不以小疵妨大才”。结果滥举之事，屡有发生。东汉初年，为纠正察举不实，官非其人的弊病，重申严格选举之法，保证了察举制的正常实施，但在察举法规的执行过程中，也有过严或过宽、矫枉过正的弊端。　　（2）增加察举科目，规定察举期限和人数　　为适应选拔多方面人才的需要，汉代选举科目逐步固定，并略有增加。汉高祖刘邦时，只笼统地提出选拔“贤士大夫”，没有明确的选举科目。汉惠帝、吕后诏举“孝悌力田”，汉文帝 举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虽然规定了明确的选举科目，但不十分固定，且很单一。武帝以后察举科目逐渐增多，并日益制度化、规范化。两汉时期比较通行的察举科目主要有：孝廉、秀才(东汉称茂材)、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察举期限也逐渐明确、固定。察举人数逐渐固定。孝廉原为每州郡岁举1至2人，由于各郡区域大小不等，人口多少不一，平均分配荐举人数显然有失公允，于是到东汉和帝时改为按人口标准荐举，大概每20万人岁举1人。对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地区，又另定优惠政策。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诏：　　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 ，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茂材本为特科，后来也改为岁举。　　增加察举科目，明确规定察举期限和较为合理的察举的人数，使察举制日趋完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3）确定察举标准和条件　　汉代察举科目很多，察举制实行之初，各科既无统一要求，也没有明确的察举标准，用人条件含糊笼统，而且时有变动。这样，这个制度实行时很难操作，它既不利于下级官吏甄选，也不利于朝廷考核，到武帝时，为纠正这一弊端，大致确定了四项荐举标准，亦称“四科取士”。这里所谓的“四科”，不是指四个察举名目，而是察举必需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或标准。它们分别是：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当然，在荐举过程中，这四项标准不可能要求每个科目都必须同时兼备，不同科目可以侧重某一项或某二项要求，但“孝弟廉公”这一标准则必须“皆有”。以上标准的确定，比较慎密 周详，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却很难彻底地实现,不免流于形式，成为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汉代察举对被举者与举荐者的具体条件陆续作出若干规定，如对被举者的出身、职业、资历、才能、年龄均作出规定；对举荐者的条件也有若干规定，每年例行的岁举，由刺史、守、相等地方长官负责。西汉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负责主管察举工作；丞相司直、 司隶校尉与刺史监督察举之虚实。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掌察举，至东汉，尚书权力更大。 　　（4）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荐举方式　　汉代察举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是否得人，还要经过考试，进行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材，均须经过中央复试。但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 ，这与后世的科举制截然不同，科举是以考试为主，推荐为辅的选士制度。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 　　汉人察举考试方式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皇帝策试；二是公府复试；三是博士三科；四是博士弟子课试。　　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