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弊与改革.docVIP

时弊与“改革”殷辂周易《革》之上六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此爻意义深远，最能代表目前改革的状况。改而不止，革而不变，改革之大忌也；革而不从道，变而不应时，改革之大患也。纵观二十年改革，“文革”末期，人心被极左思想弄得极其疲惫，世风虚伪，人心思变，改制是顺天应人之举。现如今，私欲被彻底“解放”，风俗败坏，人心思正，此时最关键的是人心、风气之革，若不分正邪、继续以改制顺应和刺激贪鄙之风，则必然造成更大的混乱。现在面临的是顺道还是顺“利”，顺人心还是顺恶俗的选择。孔颖达《周易正义》说：“革道已成，宜安静守正。更有所征则凶，居而守正则吉。”革卦告诉我们，变是世之常态，顺道而居贞乃获吉之道，一味地改制并不一定能变，安静守正不一定不变。该动则动，该静则静，此为变。失正而用巧，则风气趋薄，风气不正，则智巧盛行，善治者不可不慎。改革目前已不改革马上就问题成堆，任何一项改革措施不出几年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就必须以新的改革应对这些问题。改革的压力增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恶化（文化价值环境恶化、社会风气不正）。陷入了这样的状态：环境的、系统的问题必然会表现在包括制度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上，如果不能以整体的眼光看问题，看不到所谓“制度的漏洞”产生的社会环境与背景，简单地采用对症治疗的方式，充其量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转移矛盾，其结果是必须用新的改革代替前次改革，直到想不出新的点子为止。因此，如果改革不能触及已经被搞乱的人心及社会的整体面貌，而是单纯的从局部的制度层面出发，就会陷入“循环改革”的局面。将制度和人对立起来的，将人性恶视为必然并作为改制的基础，为使这种制度得以实施，先行推销其所对应的价值观，这在近年的改制实践中并不少见。结果是在制度改变的同时，不断地强化这个前提，造成道德及社会风气的不断恶化，由此产生的问题又被视为改制不彻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适应“改革需求”，形成改而不止，改而不变的局面。“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这句话已讲了二十年了。到目前为止，每一次改革，哪怕是很小的动作，人们都会引出这句话来说明改革的困难。这说明越是在风气恶化的时期，人们越寄希望于改制，而一旦形成定式，就将面临着永无止境的压力。改制的结果是用“改制”来弥补前次“改制”所带来的漏洞，并且频率将越来越快。春秋时期政治家叔向曰：“国将亡，必多制。”这句话精辟地告诉我们：在道德崩溃、礼俗败坏之时，“制度的漏洞”会大量显现，但这时人们却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而将法律和制度视为唯一可用的手段，致使法律和制度条文处于空前的“完善”的状态。这时，将一切归咎于制度的观念大行其道，任何问题都能从制度上找到“依据”。客观地说，叔向的这句话并不能代表我们目前的状况，但却能给我们以警示。它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及基本价值遭到破坏之时，极其容易将问题简化为制度问题，出现由社会风气恶化引发改制，再由改制引发社会风气继续恶化的恶性循环的局面。不解决人心、风气之弊，希望以制度的变化适应这种状况，这种改革与其说是创新还不如说是守旧。朱子有言：“世有二弊，有法弊，有时弊。法弊可救之以法，时弊必变之以心。”所谓时弊，是指与特定时代的主导文化和价值直接相关的系统性弊病，它并非由“时”而生，但却由于“时”的关系而被人忽视。时弊是时代性、系统性弊病，但归根到底又是人之弊，它由人而生、由人而止，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抓住根本、变之以心。不知时弊的本质而一味地变法，则一种弊端未去而另一弊端又会产生。因此，当各种社会问题大量显现之时，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和产生的内在原因，要以改变社会整体面貌为依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弊和法弊的区分对于认识目前的一系列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比如国有企业问题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还是企业问题的体现？腐败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权力的问题还是系统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改革实践中已经体现出来。实践证明，国企改革解决了国企，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还原成了企业问题。同样，以三权分立、多党或多派别相互制约为模式的政治改革也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其最大的可能是将政治腐败淹没在社会腐败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单纯的变法所取得的效果极为有限，并且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并不在于变，而恰恰在于不变。变法而不能变人，改制而不能革弊，这种运动不但不能改变社会的整体面貌，反而有顺应现状的意味。改制或变法运动往往出现在时弊丛生、风气败坏之时，而这个时期的所谓“制度问题”（法弊）实际上大都是时弊的表现形式，变法或改制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还不如说是在环境的蒙蔽下而采取的被动行为，极容易陷入“时弊”之中。这种只针对症状而忽略病根、只针对局部而忽略整体的方式实际上是对现状的被动适应，更进一步说，这本身就是时弊的写照。变法的频率越快说明问题越严重。人们总以为改革是革除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