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下1.ppt

（三）改革开放以来：长足进步 邓广铭、漆侠、徐规、朱瑞熙、王曾瑜、周宝珠、彭友良、贾大泉、郭正中、李华瑞、葛金芳、邓小南、程民生、韩茂莉、傅宗文、杨德泉、粟冠昌、许怀林、戴静华、吴晓亮、林文勋、李春棠、姜锡东、龙登高、汪圣铎、梁太济、张邦炜、许怀林、王善军、包伟民、张其凡、龚延明。 2、对诸多热点问题,如历史分期与宋代的历史地位、积贫积弱、宋代经济发展水平、南宋历史地位、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太祖不杀大臣、相权消长、士风、士人转型与唐宋变革以及王安石变法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大大推进了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特点的认识。 3、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和倾向的多样化、宋代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均对宋史研究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研究中也存在不讲求学术规范、重复研究、短期速成等缺陷。 （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3） 二是专题史研究活跃 首先是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传统研究领域中的新取向，注重关系结构、综合性和整体性。 再次，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再次，学科界限的打破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四是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 。 其次是使用资料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地使用方志、碑刻、谱牒、小说等材料及考古出土文物，存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境内的汉文文献（包括碑刻）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再次是集体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开始注重问题的意义和方法的自觉。 宋太祖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只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祸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侯我富实则取之。”(《东都事略》卷23，《东轩笔录》卷1)。 太祖一日召赵韩王于别殿，左右无一人，出《取幽燕图》示之。赵熟视久之，曰:“此必曹翰所为。”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为也。”帝曰;“何如?”赵曰:“举必克之，须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语，携图而入，遂不复言幽燕之计。（王巩《随手杂录》） “张齐贤徒知契丹不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不之知，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知也。”(《宋史全文》卷3引吕中语) “赵普、田锡、王禹偁之流，固尝以志复燕蓟为非矣。”(《水心别集》卷10) 。 1、国家政体建设的基本精神或原则 第一、事权分散，互相牵制的原则 2、中央、地方政体的调整改革：事权分散与事权归一 政权分散与集中:北宋前期，中枢机构“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不同于唐时出令、审议、执行的流程式分工。元丰改制后，三省与枢密院分权。“二府”是朝廷，与之相对有“台谏”。 宰执（二府大臣构成）是官僚队伍的核心集团。北宋前期相权分割，元丰改制，宰相兼理财政，南宋兼枢密使，权力趋向集中。 军制与军权集中：“杯酒释兵权”，枢密院、三衙、帅臣分掌兵权；实行“养兵”政策，又集精兵于京师，“强干弱枝”，以兵为险；军队更戍，帅无常师，将从中御，不许便宜。 财政权和司法权的集中：…… 保留旧机构，增设新机构，“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 通过官僚的事权分散，达到皇帝的事权归一。 “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范太史集》卷22） “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朱子语类》卷128） 3、宋代皇权是否受到制约？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皇权不受制约 。 近一二十年，“制约论”增多。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朝的皇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宋朝的皇帝要受法律一定的约束”。 邓小南：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加强。（《宋代历史再认识》）。 钱穆：北宋士大夫文人“从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担负著天下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国史大纲》） 程民生：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C、我们的理解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真实内涵，是指君主主要依靠士大夫（而非其他人物）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