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规则的回应力.docVIP

公司法规则的回应力 一个政策性的边缘理解 蒋大兴 北京大学法学院 研究员 , 谢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法律；公司；公司法；回应；利益 内容提要: 法律现实主义者十分关注法律的回应力。按照法律回应力的分析工具，最佳的公司法模式是有很强“回应性的公司法”。全球公司法的回应力模型可以区分为私人方向的回应模型和公共方向的回应模型，中国大体居于一种中间主义的状态。公司法的回应力取决于利益主体的识别、利益机制的设计以及回应成本、回应时机的考量。按照法律分工的模式，中国公司法的回应力应更集中于公司、股东以及董事、高管的利益调整，淡化其他的回应需求；要细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层次；在回应成本和回应时机上进行改良，强化立法性、民间性、司法性回应机制，成立公司法改革检讨委员会、承认公司内部解决纠纷的能力、成立专门的公司法审判庭或者商事法院、促使裁判文书公共化。不同的公司法回应力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系统性效应，导致不同的“习惯性沉淀”。要使沉淀的“法律资本”有用武之地，公司法必须持续保持其回应力。 一、问题意向 　　在一个日趋复杂、多元、模糊、混乱的社会，有关公司法的基础性观点越来越难以获得统一。诸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公司法以及需要怎样的公司法等等这些问题，总在不断折磨学者的大脑，面对这些“方向性课题”，我们总有些寝食难安。在美国，公司法学者群已裂变为两个集团：一派深受公司经济分析理论的影响，强调透过董事提升股东权力(increasing shareholder power vis-a-vis directors)的功能；另一派，因为关心经济正义而生气勃勃(animated by concern for economic justice)，他们挑战传统公司法的股东中心主义，主张其应由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型(a model of stakeholder governance)取代。公司法曾经创造了璀璨的资本主义世界，但“公司法能否拯救世界？”(Can Corporate Law Savethe World?)，这已成为现代公司法学者十分关注的话题。{1}这一话题的核心是公司法能否回应，以及如何回应客观世界的需求。　　如果我们不能为公司法（或者说中国公司法）找到一个可靠的方向标，我们今天就不知立于何处，更不知未来将要／或者会走向何处？社会科学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都是不同社区中的人们曾经、正在或者将要遇到的困惑。同样，前述公司法的基础性课题，也是商法世界中尚未破解的难题。当弗兰克·富里迪质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时，他其实已在反思—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群落，是否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说：“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中的许多人。公众有权听到来自我们文化机构的高质量的学术讨论，而且，作为有着无限潜力的听众，他们应该受到更大的尊重。……他们渴望一种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文化生活。”{2}(前言P1)　　富里迪关于知识学术的整体描述，勿需太多修饰就可用于今日之公司法学术场景，甚至可用于回答诸如“公司法为什么会异化” 之类的问题。本文的写作，同样旨在提供“一种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文化生活”。我们试图从“法律规则的回应力”角度，辨明中国公司法的行动方向。本文主体部分的分析逻辑如下：其一，阐释法律规则的回应力模型、功用和效用前提；其二，再以回应力理论为工具，分析中国公司法回应力之结构模型，揭示其在某些方面不能回应社会需求的缺陷，提示未来的改革方向。在到处都充满着“规则建构丛林”的公司法学术界，对规则回应力的关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许，只有知道我们正站在何处，才能更好地判断，我们该走向何处。我们希望，本文的讨论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公司法变革方向的指南针。　　二、分析工具：法律规则的回应力　　（一）规则回应力的结构模型　　本文的分析工具是法律规则的回应力理论。我们将借用法律规则的回应力解释公司法的功能类型和作用机制，由此展开关于“我们具有怎样的公司法”及“需要怎样的公司法”的认知推理／判断。　　毫无疑问，公司法的回应力是建立在法律规则的回应力基础之上的。而法律规则的回应力，是指法律满足调整对象利益需求的幅度和速度。简言之，规则对社会生活原始需求的反应频率和反应范围。一般来说，法律规则对调整对象（主体）的利益需求反应越及时、越充分，其回应力就越强，反之则弱。法律规则的回应力，与我们对待“法律”、“自由”和“社会控制”的基本态度有关。一般认为，在对待法律、自由和社会控制的问题上，存在如下两种关系紧张的回应模型：　　1．呆滞的回应模型　　呆滞的回应模型，可称为“风险较小的法律和秩序观”，它强调法律稳定性对自由社会的意义，将法律视为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部分，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