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自由 再有城市化.doc

先有自由 再有城市化 腾讯网大家 作者童大焕 10月2日 11:25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年纪念日。深感这是一个从人格到智慧都远未成熟的民族，可以从每个人身上得到验证：至少50%以上的人都在期待政府给他们或者其家人安排工作，甚至愿望为此花费不菲的行贿代价。至少50%以上政府官员和国民在农业、工业、城市化中看到的都是物而不是人，看到“就业安排”的价值远高于人的自由的价值。 64年来我们为此做了很多，不可谓用心不良，也不可谓不努力，但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却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大三线小三线建设（虽然其主要是肩负着国防重任）、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不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了解决知青在城市就业难问题），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最彻底的是从公私合营到所有企业收归国有，虽然辅之以严厉的禁止农民进城，只解决了少数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知青下乡等解决就业，直到国企解决的少量就业人口也保不住，大量企业倒闭，工人下岗。 在中国当代复苏的城市化浪潮中，我们走的仍然是工业带动就业、工业带动城市化；房地产带动就业、房地产带动城市化的“物先于人”的道路，结果导致的就是“工业化、房地产化超前，空间城市化超前，人的城市化滞后”的、怎么也城市化不起来的道路。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城市乃至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自由，人和市场的自由度是城市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人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带来了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产业、空间和房地产的扩张带来了城市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政府基本全盘控制城市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如此，政府只掌握部分社会资源的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也如此。 先回顾历史。196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9.7%，可是到了1978年只有17.9%。18年间不进反退，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周其仁《城乡中国》P66，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我国城市化指数重新掉头向上，是从1979年开始的。1978年是建国之后的一个谷底。1979年城镇化率回升到18.96%，应该主要是知识青年大批回城带动的，但城市化的绝对水平，也就比20年前的1959年略高了一点点。自此之后，城镇化加速之势开始形成，1979～1995年间每年提升0.7%，1995年以后每年提升1.3%～1.5%，直至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越过了总人口的51%（当然是名义城市化率，实际城市户籍人口只有35%左右——笔者注）。（P68，同上） 周其仁教授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写道： “仔细打量，这一波城市化的重新加速，并不是政府以有形之手‘指哪儿打哪儿’的杰作。从头探查，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甚至还根本没有可能把‘加快城市化’列为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当时摆上决策台面的，是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八亿农民搞饭吃，但粮食问题远未过关；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资源配置的效率却极其低下；‘企业’还是行政机关的附庸，急需扩大经营自主权；财政赤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严重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科技教育极端落后。总之，当时国计民生问题成堆，从哪一头数，也轮不到‘城市化加速’。 “事后被证明从根本改变了城乡中国大格局的新政策，原汁原味的表达究竟是怎样的。以下是《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1980年代第3个中央1号文件）里的几段文字： “——‘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耕地经营，从事林牧渔等生产，并将有较大部分转入小工业和小集镇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 “——‘不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 “背景、趋势、问题铺垫完毕，最后轻轻一笔，画龙点睛：‘一九八四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重启，并不是因为城市和政府可以“安排”农民就业，而是八亿农民搞不到饭吃的现实，逼得政府开放城市和农民的流动自由，“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让他们自己找饭吃。结果意想不到，奇迹发生了，不仅农民找到了饭吃，而且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因此找到了比以前更好的饭吃、也比单纯由政府安排或者单纯由政府制造的产业更好的饭吃！ （图注：2013年0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拆迁区生活的一老农民。CFP供图。） 类似的例子放在农村也一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民普遍吃不饱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政府也没有给农民安排工作，也没有给他们农业补贴，但是一夜之前，农民吃饱了饭而且不少开始有了余粮！ 自由人会自己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可以反过来说，自由人只有想方设法为社会和他人创造财富和价值，才能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价值。这个过程本身就在不断地创造就业机会。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