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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处理政教关系的经验教训　　中国古代政府执行公共管理中的宗教管理经验，我们可以分析、继承、吸收、借鉴。对于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处理宗教问题的失败教训，我们则需要进行深刻的批判。　　中国古代政府管理宗教的经验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是，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原地区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严重的宗教迫害次数不多、时间也不长。这不能不说得力于中国古代政府实行开明、理性、实用的宗教管理政策。古代政府成功的宗教管理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多元开放的宗教政策　　中国古代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在春秋开创的儒家学说定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社会可能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如宗教的、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等等，但是作为直接指导国家政治活动的政治意识形态只能有一种。在君主专制社会里，这一特点更是突出。但是“独尊儒术”只是就政治领域而言，在社会文化领域，先秦诸家的学说依然流传。即使是汉代受到严厉批判的法家学说，汉代以后也没有被“禁毁”。这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流行一种多元求同的思想模式，即相信天下各种文化体系，最终都会走辅助王化的共同之路。在这种和而不同、多元开放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只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独尊”，并没有文化领域的“独断”。特别是由于儒教的主体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因此不会出现因神学信仰的差异而对其他宗教造成明确的、长期的、固定的歧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现象曾经让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极为吃惊。　　汉代，佛教传入、道教产生以后，在辅助君主政治的大前提下，佛、道教信仰都可以自由发展。统治者奉行一种对待思想信仰宽松、对待宗教组织管理严格的政策，一般不会干涉民众的信仰自由。唐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达，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大量西域、大食、大秦等地的商人纷纷到中国贸易，他们也把自己的“家风土俗”带到了中国，中国史籍开始记载祆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外国的客商得以保存自己的信仰，一些外国的宗教家还能够在中国建寺、传教。　　这种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既保证了广大民众宗教信仰的需要，也便于多民族人民的共同生活。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多实行全民信教，多元宗教信仰并存的政策适应国内众多民族多元的信仰需要，进而促进了政治上的统一。　　政治上保持宗教与国家的适当张力　　东晋时期激烈的三教之争中，佛教大师慧远提出了一个醒目的观点，叫做政教“乖合论”。慧远说：“理或有先合而后乖，有先乖而后合。先合而后乖者，诸佛如来则其人也；先乖而后合者，历代君王未体极之至，斯其流也。”从佛教的道理看，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可以分成“先合后乖”和“先乖后合”两种情况。换成今天我们的语言，就是先统一后矛盾，或先矛盾后统一。但结果却是一致的，必汇通于天下大同。慧远劝告统治者，应当允许宗教与政治保持一定的张力（乖），不必强求思想与礼仪的绝对统一。慧远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跪拜君王问题，和尚们表面与普通臣民礼仪有差，但是在“协契皇极，在宥生民”方面，则可以发挥普通臣民不能发挥的作用。如果强求形式的统一，反而会使宗教丧失了“阴翊王度”的特殊功效。 　　两晋之后的大多数王朝统治者，从儒家“和而不同”的辩证精神接受了这种政教“乖合论”，使政治与宗教保持了一定的张力，从而发挥了政教双方的最佳效益。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处理好儒家思想中的无神论和宗教有神论的关系。孔子开创儒学的时候，就对彼岸世界持一种“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怀疑主义态度。这样就使无神论也成为儒学的一种传统。荀况、王充、范缜等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都曾在宗教迷信十分流行的时候，坚定地站出来反对宗教，揭示宗教背后的真相。从一定意义上讲，无神论传统的存在，是保持儒学世俗性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批清醒的无神论思想家的批判，中国也会像其他国家那样，走向“神权政治”或者“国教统治”。但是，中国政治智慧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神道设教”的真谛不在于神之有无，而在于功效之大小。因此，信仰佛教的士大夫也反过来批评范缜“神灭之为论，妨政寔多。”最后，梁武帝以“言语之论，略成可息”的“不争论”方式，搁置了这场“神灭论”之争，实则是保持了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张力，以防发生偏废。　　经济上控制宗教发展的适度规模　　当代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对于超验对象的追求、信奉、崇拜是一种人类固有的心理现象，理性思维主导的科学、哲学、伦理等等，都无法完全替代非理性的宗教。因此,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活动存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必需。古代统治者不一定能够认识这些道理，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认识到宗教不可替代。为此，必要的经济支出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从政教关系的角度看，宗教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功能。　　例如，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