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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达到了协同生态的新高度，此时企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和垄断，而是追求协作和共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旧资本主义的弊端就被消除掉了。这里就有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30 多年前，邓小平推动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要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结合，那时跨国企业是新的生产力。20 世纪80 年代，在全球产业界研发投入中，大于25 000 人的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约在70%，也可以说，整个产业的研发投入都依靠大公司的支撑。所以那时，我们跟跨国公司的合作，主要是承接它们的制造业资源的全球供应功能，由此带动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迅速发展，到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如今我们该怎么办？创新积木 跨国企业不再是最新生产力。我们必须意识到，跨国企业已经不再是最新生产力。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通过之后，大公司的科研占比迅速下降。到今天为止，25 000 人以上的大公司在整个产业界的研发占比已经跌到了35%，基本跌了一半，剩下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平均员工不到1 000 人的小企业里，它们现在的占比超过了20%。 这些小企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了研发上，就是为了把产品推上市，然后利用协同生态迅速转化成大企业。它们现在变成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比如我们投资的WiTricity，它研发非接触式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用磁共振的方式实现了电的能量传递，这是100 年前的科学家尼古拉· 特斯拉（Nikola Tesla）想做但没做到的事情。今天WiTricity做到了，发明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林· 索尔亚契奇（MarinSolja?i?）博士，他在2005 年发明了这项技术，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企业开展进一步的产品化研发工作，如果在过去这项技术可能早就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收购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由科学家自己作为企业创始人与各路精英合作将企业孵化出来。如今，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希望得到它的技术授权。但它本身却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小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过去30 年的繁荣是与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结合的结果，未来30 年依然需要贯彻这个思路。不过在战术上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从国际角度来讲，最先进的生产力已经不是跨国企业而是高科技小公司，这时我们要积极拥抱这些高科技小企业，和它们一起成长。在谷歌还未成长为今天的谷歌时，在Facebook 还没有上市时，在苹果还没有推出iPhone时，我们就能成为它们的合作伙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科技能力和经济实力也将会非常强大。当然，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看到未来的前瞻视野，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需要处理。这样一个创新生态系统遵从的是即插即用的积木式创新原则，遵从的是新木桶理论。这个生态非常支持创新，身处其中的创新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比大公司发挥得更好。跨国企业里创新的转化效率很低下，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一书研究的就是跨国企业的创新效率问题，但是他找到的解决方法在今天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跨国公司的官僚体系肯定会造成效率下降，它竞争不过一个协同的开放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恰恰在于解决了跨国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若要知道在这个更优的生态里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就要去看它还缺什么，要去研究新木桶到底还缺哪块长板。美国的科研效率依然是全球最高效的，依然是世界科技的核心。美国也有培养企业家的商业环境，一批批企业家不断地涌现出来，很多创新企业都成了新兴企业家的“黄埔军校”。美国的“PayPal 黑帮”就是如此，很多创新企业的领军人物都是从这家公司走出来的，这有点像硅谷的“黄埔军校”。这种现象在中国企业界也越来越多，新兴的创业家、企业家们很多都来自阿里巴巴、腾讯或者百度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中国创新企业家的生长环境已经慢慢成熟起来，也慢慢形成了一个生态。美国并不缺乏创新的企业家，其信用体系也相对完善，而且投资者很多，那么它缺乏的是什么呢？这就需要考察一下新的产业趋势，看看新的风口在哪里。过去这些年，高科技创新产业里最活跃的领域是软件和互联网，可以借用一个公司的名字来概括这个浪潮，那就是“微软”。相对于很多传统产业，软件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大规模制造和大规模销售，尤其在互联网成为全球的数字神经网络之后。不过，接下来就要向更高难度的产业领域转移，国外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做的事情就是变得“又大又硬”，比如特斯拉做电动汽车，Space X 做火箭，XCOR 做航天飞机，甚至有人在琢磨做民航客机，也有很多创业公司正在瞄准轻型核电站。从这个趋势来看，新型的创新资本主义协作体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侵蚀和瓦解之前由大型跨国企业垄断的地盘。在“又大又硬”的潮流之下，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