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doc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内容提要：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是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一条重要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日本政治体制正是在应对严重危机的过程中实现了根本性质的变革。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方的应对博弈过程，最集中地反映了日本政治体制的现状，同时也体现了三方力量消长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根本性影响。对于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主导者民主党来说，大地震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又形成了挑战。总体上来看大地震对日本政治体制变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将加快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同时官僚主导将逐渐被政治主导所代替，政治家、官僚与利益集团三位一体的政治同盟也将面临深层次的变革。 关键词：东日本大地震　政治体制变革　铁三角 2011年3月11日突发的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日本的政治体制在应对大地震的过程中面临着进一步的变革。大地震与日本政治体制变革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在应对震灾的过程中，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官僚、政治家与利益集团经历了怎样的博弈?大地震之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变革应该走向何方?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深思。而且，从大地震视角研究日本的政治体制变革有利于动态把握战后日本的政治改革，对研究日本政治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 危机是日本政治体制变革的重要影响因子，日本每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都伴有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危机。考察日本政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追溯至公元6世纪左右，日本国内政局动荡，阶级矛盾激烈，农奴制度陷入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公元645年，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皇室改革派，果断进行“大化改新”，实行政治改革，使日本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内外危机加剧，幕府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外国战船开进濑户内海，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新兴资产阶级化的武士和贵族出身的开明派领导了政治变革，实行“明治维新”，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二战后，日本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国家主权完全丧失，因此日本进行的民主化政治变革的动力完全来自美国占领当局的直接压力。纵观上述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其中危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或是导火索，或是催化剂，有时甚至成为变革的直接动力来源。总之，在每一次大的危机之后，日本政治体制便会发生质的变革。可以说，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是日本政治发展过程中一条重要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日本政治体制正是在应对严重危机的过程中实现了根本性质的变革。 如今，受大地震的影响，日本又一次面临巨大危机。第一，危机来源具有多重性，多重危机必然造成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的伤害。这次大地震不仅引发了危害性极大的海啸，还导致了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危机，强震、海啸与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大灾难在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第二，灾害严重程度出乎意料。东日本大地震的初评级别为里氏7.8级，不久又被修正为里氏9.0级。据调查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最大高度达到了40.5米，是迄今为止日本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海啸造成日本561平方公里地区受灾。截至2011年7月4日，大地震与海啸共造成15529人死亡，7098人失踪，106833户住宅被毁。更为严重的是，地震与海啸引发了福岛核泄漏事故最终被评定为国际标准的最高级七级，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级，并造成核电站周边20公里内的居民被迫疏散，严重破坏了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并且，核事故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大量高浓度污水仍然积聚在福岛核电站，核辐射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日本居民的生活，给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第三，应对核泄漏事故过程中的疏忽与过失使危机加剧。天灾的同时伴随着人祸，两者叠加在一起严重冲击着日本人敏感的神经和抵御灾害的自信心。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福岛核泄漏事故的报告认为：东京电力集团过低评估了海啸的危险性，防止反应堆堆芯熔化的对策也不完善；隶属于经济产业省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应该保持独立性和中立性。体制上的弊端使菅直人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东电的疏忽，核事故的加速恶化在所难免。可以说，大地震危机必将使日本政界的重组提早来临，并将加快行政体制的改革步伐，最终使政治体制的变革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在大的危机到来之前，日本的政治体制早已开始酝酿变动，并不断储存着变革的动力，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地震发生之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已处于深刻的变革过程之中。首先，“1955年体制”崩溃以来十几年的政治体制变动为下一步的变革提供了动力。在日本政治学界看来，“1955年体制”终结的标志是1993年自民党下台。之后，日本便进入了向新的政治体制过渡的时期，至今，这一过渡期仍然没有结束。1993年以来，日本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实现从官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