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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家园 4 漫长的八年合同工 一个烂合同工，有啥德能？还想穿好的吃好的，也不知自己姓啥叫啥。这是那几年木器社的老师傅私下议论我的一位朋友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朋友姓任，是陈安新主任的小舅子，十多岁进木器社当合同工学手艺，手艺学成了还没转正。他平时爱整洁，头梳的很光，穿戴也整齐，很讨女孩子欢心，老师傅为此大为恼火，认为他忘了根本，不知自己是吃农村粮的合同工，竟然像国家干部似的还要讲究这讲究那，简直是不自量力，罪加一等，动不动就把他拉出来当娃样子说给我们年轻人听。 合同工在当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体制下，本身就是一个提不上串的劣等公民，前面再加上一个“烂”字，可见其社会地位的低下。 不仅我的朋友在木器社干了十多年是合同工，随后而来的我是合同工，在木器社原有的三十多名员工中，竟有一多半也是合同工。 合同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大产物。那时候，农业学大寨，农村人力不准外流，国家不下招工指标，企事业单位常常为人力不足而发愁，于是就有了民工、临时工、轮换工、合同工，天天工等等这样一些名目繁多的用工名词。但是不管这“工”那“工”，一律都是农业户口，按月给生产队交一部分工资，由生产队记工分再给分口粮，届时再把口粮拉到粮站交给国家，国家才给你供应商品粮。这些合同工或临时工，虽比农民强一些，和正式工却不能同日而语，不仅随时面临解雇的危险，就是在单位也被正式工低眼下看，平时干最累的活，承受最差的生存待遇，而且时时得看领导眼色，稍有不慎，就会砸了自己的饭碗，被遣送回农村，从此别想在人前抬起头。因而，凡是进了这个门的人，个个都得加倍努力，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浪潮中，力争多表现自己，以图上天普降甘霖，早日从另册划入正册，转为国家正式工。 而这，还只是对国营企业而言，集体企业的合同工就更不用提了。 不幸，我就成为了集体企业的一名合同工。 木器社是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最大区别是它从建社之日起，国家从不投资一分钱，买厂房购设备，一切都得靠工人一分一分朝回挣，还得给国家交营业税和所得税。而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方面，集体企业的工人和国营企业的工人区别更大。一踏进集体企业那个破栅栏门，一条无形的绳索会牢牢捆住你，纵使你有移山倒海的天大本事，也别想为社会施展你的任何才能。同时，国家的政策还明文规定，集体企业职工不得调入国营单位，不得转为国家干部，不得……反正有好多“不得”，就像后娘生的，别指望天上会掉馅饼，让你脱离集体企业的苦海。这是一种僵死的人事制度，谁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但那时却无人敢对此持异议。你要怨，只能怨命，怨你路走对了，不该进错了门。 除政治待遇上被视为后娘生的，经济待遇甚或连后娘生的也不如。职工宿舍简陋的不能再简陋，工资也比国营企业员工的低两三个档次。我七一年元月来到木器社，工资只给我定了二十五元，其他比我早来五六年且成了技术骨干的工人，也只有二十九元。而这二十五元，我每月得给生产队交十二元，剩下十三元，就是我一个月的饭钱和日常花费，同时还要承担弟、妹上学的报名费用和家庭的油盐开支。试想，我当时只有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平时好讲究，且在县城工作，还负责木器社的财务和业务工作，每天迎来送往，但没钱又有什么办法。我的那条裤子一穿就是三年，膝盖和屁股上，任何时候都补有三块大补丁。一次我去西安出差，好不容易托熟人从鞋厂买了一双三元钱的减价布鞋，平时除了上街办事穿之外，一般我都把它藏在床底下，就这，鞋底子还是钉了一次掌又一次掌。后来中日建交，日本的尿素进入国内，尿素袋子便成了上好的衣料。记得当时我托好多朋友才从生产资料公司买回了三条，恰好母亲进城来看我，替我整整洗了两天，才将上面“尿素”两个字洗掉，用煮黑一煮给我做了一条裤子。那是我第一次穿的纤维面料，我当宝贝似的，一直穿了好多年…… 生计艰难，只是我们这些合同工一点也没有气馁，因为心里始终存着一线希望和盼头，这个盼头就是自信有朝一日能被转为集体正式工。 不仅我们有盼头，革委会主任陈安新也在职工大会上鼓励我们说，只要你们这些合同工好好干，我会想一切办法给你们解决问题。今年不行，还有明年；明年不行，还…… 还有后年，陈主任，对不对？这话你说多少遍啦。我们不行，还有儿子，儿子不行，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总有一天会转成正式工，你说对吧？机修工王建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陈主任。 大伙偷偷笑出了声。 我说正经事，你严肃些行不行？陈主任气得朝起一站。 我怎敢不严肃，大伙都很严肃，而且上级比我们还严肃。要不严肃，咱们的问题说不定早都解决了。王建铎把脸一冷，故意装做很庄重的样子。 其实也怪不得王建铎，虽说他是木器社唯一的机械师和机修工，木工技术全面，工资比我们高，只因家中儿女多，妻子有病，日子过得比谁都艰难。他二十多岁进木器社当合同工，十多年过去了，儿子长成了人，而他还是个披着工人皮的合同工。为此，常常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