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完善.doc

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完善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必要制度，要把我国政府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就必须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着同体问责，结果型主导，暴风式问责等缺陷，在走向责任政府的时代，需要重新总结并审视我国问责制的最新进展，从而获得最契合现实所需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问责制 行政监管 问责文化 一、研究背景及缘起 2012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一期名为《胶囊里的秘密》的节目。节目里曝光了绍兴新昌的一些企业所生产的药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严重超标，其原因是使用了皮革下脚料所制造的工业明胶。这些铬含量超标的成品药流入药品市场，对患者的身体危害极大。节目已经播出，引发公众舆论的普遍关注。 4月2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在全国对117家药用胶囊生产企业抽验了941批药用胶囊，检出15家企业74批胶囊铬超标，不合格率为7.9%。[1]毒胶囊事件随即成为一项轰动性的社会新闻。联想近些年“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人们在斥责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法制观念淡薄，为谋求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把关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部门。 的确，现今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缺位、被动监管的现象是造成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监管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过程中，日常监管往往是走过场，对于真正需要监管的违法事实视而不见。然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责任缺失只是冰山一角，暴露出的是背后我国行政监管机构管理体系不健全、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缺失的种种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势在必行。 二、行政问责制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必要制度 1.行政问责制的理论缘起 美国著名学者杰·M·谢菲尔茨在1985年主编的《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中第一次提出了行政问责的概念。他认为，行政问责是“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 [1] 行政问责制的含义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制度规范。”[2]行政问责制的概念最初来源于西方国家关于责任政府的建设理论，是伴随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作为议会内阁制的创始者的英国，率先打开了议会监督的先例，其质询、弹劾、不信任投票及调查制度等对后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规定详尽具体，程序严格先进，具有极强大的操作可能。议会监督的调查程序与后世的司法程序相当类似，其专门的委员会设置、人员配备和执行流程也确立了审查的权威性。 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是现代行政诉讼问责制度的雏形。在美国约有两百年的司法审查制度，简而言之，就是联邦法院对联邦政府立法与行政部门的监督 2.行政问责制的核心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问责制，它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民主政治和民主管理实践均起源于西方，源自政治学理念中的政府职责概念是其内涵和思想根源。因此，行政问责制是现代行政管理制度的核心。 在现代民主社会，问责制已成为全球管理系统的政府的基本内容，其本质是要问责制度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的疏忽，最终目标是要保证正常政府运作，遏制公共权力滋生腐败和保护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系统操作。乔?萨托利曾说“只有当受治者同治者的关系遵循国家服务于公民而不是公民服务于国家, 政府为人民存在而不是相反这样的原则时, 才有民主制度存在。”[1] 包含着强烈的责任感的具有针对性的问责制，实行严格的问责程序，兼顾外部监督与内部约束的追求高行政效率和社会公信力的现代政府概念是行政问责制的精神。因此，在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中，以澄清的切入点实行的行政问责制度，其内在逻辑清楚明晰，其有效的路径探索和系统建设的困境均为完善现代政府和现代行政体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树立了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1.行政问责制在中国的发展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度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舶来品，其理论发展主要集中于新千年后。 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层面首次得到重视，始于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一文件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上的开端。 现代行政问责制度首次引起民众及学界的关注，则始于2003 年的“非典”事件。“非典”事件当中，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罢免后，问责正式发展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主流话语中的有力话语，其后，行政问责在中央和地方都得到了广泛地运用和发展。 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权责统一”的原则，2008年由于“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一系列食品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