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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历来读者对阮籍《大人先生传》有多种解读。结合阮籍一生的经历，文中的“士君子”、“隐士”、“薪者”、“大人先生”四类人格意象分别代表了早年充满名教理想、“高平陵事变”导致早期理想破灭转而全身远祸，中年之后追求精神解脱，晚年经过了一系列苦苦探索最终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阮籍。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阮籍；人格意象；精神境界；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115-02 　　阮籍生活于魏晋之交，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放达任性、不拘礼法的言行和思想理论，对魏晋玄学乃至中国文化史影响深远。晚年之作《大人先生传》是其思想理论的代表。“大人先生”是阮籍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的人格化，象征着极度的精神自由。之外，又描写了“士君子”、“隐士”、“薪者”三类人格意象。冯友兰认为，“士君子”、“隐士”、“薪者”、“大人先生”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种思想观点。①但是通过反复解读文本，并结合阮籍的身世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四种人格意象与阮籍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极其相似，《大人先生传》极有可能是阮籍晚年对自己一生心路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一、“士君子”——阮籍早期兼济天下的名教理想 　　“士君子”即恪守礼法名教之士，是一种纯世俗的人格形象。其竭力维护名教社会和礼法制度的行为，反映的是传统儒家君子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受到“大人先生”的激烈抨击，但这种纯世俗的人格形象确是早年阮籍的真实写照。 　　阮籍出身儒学世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以儒家传统礼教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咏怀诗》里处处显露出他早年建功立业、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十五）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三十九）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四十二）② 　　少年壮士也好，良辅英雄也罢，都是阮籍的心声吐露，都明确地展露出积极进取、忠勇报国的济世精神。其早期著作《乐论》甚至提出了一套合礼乐、刑政于一体的治国主张。音乐是儒家传统礼教制度的核心之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雅正之乐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观念在《乐论》中进一步深化，阮籍更将其视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圣人如果能“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则可以“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刑赏不用而民自安”。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封建等级秩序，阮籍如此描绘，正是他关心政治、追求功名思想的反映。这种特点与《大人先生传》中“士君子”的言行毫无二致： 　　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③ 　　可以说，阮籍通过“士君子”之口，回忆了自己早年的名教理想。现实社会残酷的政治斗争，无情地扼杀了他的这种理想。于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转向隐逸以避祸全身。 　　二、“隐士”——阮籍中期独善其身的隐遁之志 　　魏正始元年（240），齐王曹芳即位，至正始十年（249），恰好十年。这十年中，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逐渐由合作走向分裂，政治局势也变得动荡不安。 　　据《晋书》本传载，正始三年（242），“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正始八年（247），“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④ 　　这一系列的辞官活动反映出阮籍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形势日趋险恶，在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出仕，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非但不能实现，甚至可能丢掉性命。阮籍拒绝曹爽的征辟后不久，“高平陵事变”就发生了。曹爽被司马氏诛杀，时人很佩服阮籍的远见。 　　《晋书》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正好说明了阮籍由关切世事转为逍遥游牧、不谙世事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因此，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退隐的态度，正是他济世理想的破灭过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放弃自己早年对社会、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态度。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基本上构成了阮籍中晚年处世态度的基调。 　　因此，《大人先生传》中的“隐士”代表了超脱尘世的人格形象，与阮籍中年的处世态度一致。阮籍于是借用“隐士”之口，道出了当时全身远祸、希企隐遁的思想： 　　上古质朴纯厚之道已废，而末枝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驱。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⑤ 　　“隐士”清醒地认识到，质朴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