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旅游消费决策研究述评.docVIP

一、旅游研究中关于文化维度的界定与计量 　　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本文参照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Turner的观点，认为文化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传统、道德、习俗、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综合反映。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Turner对入境游客与澳大利亚本土居民的文化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发现，澳大利亚本土居民与中国游客(包括中国大陆、港台和新加坡华裔等)在以下6个文化特征方面存在差异：自我实现性、礼仪、人际交往、对旅游活动的理解、情感表达、社会义务与责任。如果旅游者对东道国的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或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使跨国旅游者(或东道国居民)在旅游活动中产生误解和抱怨。在现有的文献中，有些学者根据霍夫斯泰德的划分方法，研究某一文化维度对旅游者消费行为与特征的影响，更多学者以国籍(或出生地)为分类变量，对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的消费行为进行比较研究。 　　二、跨文化旅游者的旅行决策与信息搜集行为 　　旅游学界对文化距离、风险回避性对游客出游决策行为的影响进行了一些研究。文化距离(Culture Distance)反映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旅游学界对文化距离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文化背景相似(文化距离小)的旅游者更可能表现出相似的决策与消费特征。例如，与亚洲游客相比较，欧盟各国游客的旅游行为表现出很多相似的特点。(2)客源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会影响游客的决策行为。例如，美国学者John C.Crotts对第一次出境旅游的302名美国本土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客源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旅游者就越可能降低旅游行为中的风险；如果这种文化距离越小，旅游者就更倾向于自由、独立的旅游方式，更长的旅途。 　　在旅行决策行为中，信息搜集是旅游决策过程中的首要环节。欧美学者对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所偏好的信息收集途径专门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例如，1997年，美国国家旅游局在国际航班上对返程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游客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2000年，美国学者Dogan Gursoy和Joseph S.Chen调查了德、法、英三国旅游者的不同信息搜集方式。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旅游者通常使用不同的渠道(例如，亲友、宣传册、旅行社、过去的经验、报刊杂志、书籍、旅游局和电视广播等)进行旅游决策 　　三、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与偏好 　 　　美国学者Sue Yuan和Cary McDonald设计了29个旅行动机的题目，于1990年对来自英、法、日、德4个国家的游客进行调查。他们发现，逃避现实、追求新奇、声望吸引、爱好／放松、亲情关系这5个因素对这四国游客的推动作用各有不同。2001年，土耳其学者Metin Kozak的调查表明，赴土耳其和摩洛哥旅游的英国游客和德国游客的旅游动机也有所差异。英国游客更倾向于寻找乐趣，德国游客更希望通过旅游得到身心的放松。韩国学者对赴韩的国际游客的旅游动机和偏好进行了一系列研究。Chulwon Kim和Seokho Lee发现，“旅游地吸引力”和“家庭团聚”这2个因素对日本游客有更强的刺激效果，而“追求新奇”是吸引英美游客的主要原因。此外，旅游者的文化背景还会影响他们对服务和产品消费的偏好。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通常具有不同的旅行动机与偏好。西方游客可能更希望体验与自己所处文化背景不同的环境与活动，追求更多的刺激经历；而东方游客更可能由于家庭团聚、逃避现实等原因而出外旅游，对休闲娱乐活动也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四、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国居民的交往 　　跨国游客与东道主居民之间的交往是双向的，他们在种族、文化、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差异既会对旅游者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也会对当地社区产生影响。 　　旅游学界对跨文化旅游者与东道国居民的交往行为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英国学者Maree Thyne等于2006年对新西兰的1033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的接受程度。他们发现，本地居民对文化差异较大的游客的接受能力较弱。莱斯格和特纳发现，中国游客与澳大利亚本土居民偏爱的交往方式不同，中国游客更喜欢被邀请到家中，与当地居民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五、跨文化旅游者感知的服务质量与满意度 　　文化差异会影响跨国游客的旅游体验。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对旅游服务的期望、判断标准都不尽相同，即使他们面对相同的旅游活动与服务，他们感知的服务质量与满意度也可能有较大的差异。例如，Yvette Reisinger和Lindsay W.Turner构建了跨文化旅游者的旅游满意感模型，对澳大利亚居民和亚洲游客(印尼、日、韩、中、泰五国)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文化价值观、社会行为规范与社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