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及其完善.docVIP

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是在法律尚不完备的条件下和按照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其基本框架是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所确立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和国际社会交流的日趋频繁，其不科学性和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本文作者试图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找出其不足之处，提出改革的思路，从而加以完善。　　一、基本概念内容的描述　　谈到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法律解释及其体制。关于法律解释，不同的学者会作出不同的定义，但作为一位从事审判工作的笔者来讲，注重的是实效，所以笔者认为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规定或法律规范条文本身及在适用中所作的更加具体的、便于操作的说明。就其主体和效力而言，法律解释分为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指的就是有权解释，亦即指法律规定的由专门的机关或个人对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或对具体案件的判决有决定作用的解释。而不同的国家机关或个人所作的法律解释都是按照其效力作用组成一个有机有序的体系，从而构筑了法律解释体制，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是把法律解释单列为一种权力，并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进行分配，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各机关的分工配合。即包括以下四项原则性规定：　　（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二）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三）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四）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二、基本特点　　从以上对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描述上来看，我国的法律解释既涉及到立法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到法律实施问题，而且与现代法治社会中尤其是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的法律解释是与法院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密切相关的一项活动，是裁判者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前提的情况并不相同。它被单列为法律上所规定的一种权力，与具体案件的裁判者相脱离。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立法部门，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体制中居主导和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其负责解释中国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部分即宪法和法律，也表现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如出现解释上的原则性分歧，要提请它解释或决定。　　（二）部门领域内的集中垄断。由不同领域的职能主管部门统一行使本领域的法律解释权，立法领域由制定法的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审判领域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检察领域由最高检察院统一行使，行政领域由国务院或者分别由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行使。　　（三）部门领域间的分工配合。包括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配合，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分工配合。即中央国家机关解释的对象是宪法和法律，省级和较大的市级地方国家机关解释的对象是地方性法规；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解释的任务是对法律和法规条文本身“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司法、行政机关的解释是解决法律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　　三、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弊端　　上面所概述的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特点是根据全国人大的决议，从理论的表现上所总结出来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许多并不符合这一决议的情况。即便按照该决议的要求进行解释法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必将冲击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上述特点也就演变成了缺点。纵观现实中和司法实践中的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长期虚置和实际旁落。其所谓的立法解释其实是对法律的修改，属立法的范畴。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是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根本不可能承担经常性的法律解释任务，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几个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等少数法律以明示的方式进行过法律解释。其它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往往是由它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作出解答，而法律上并没有授予法制工作委员会有法律解释权，从法理上来讲其应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一样当有效而适用之。　　（二）对法律的统一适用造成负面影响。决议形成了一种解释权力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规定了许多机关都有权解释相关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