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俊峰案看媒体舆论导向性.docxVIP

城管是否有存在价值，当然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可以推定的是，一刀切取消城管，并不是所有深受无序经营摊贩之扰的市民所期望的。这就有值得深思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城管”与“摊贩”交恶的众怒？城管粗鲁执法是其一，但媒体不报城管依法管理只报恃强凌弱信息是不是其一？一些憎恶管理制度的观点幻化成对抗公权的“公义”是不是其一？只能说这起案件是三个家庭的悲剧——舆论普遍关注的是夏，媒体报道里各种成长、家庭、家人的故事层出不穷，但是死亡的两名城管的家人却几乎鲜有人问津，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只要身在体制内，哪怕是最末端，被杀了也不值得同情，而杀人者无论行为与动机如何，都被视作英雄，这种思想也异常可怕。而对于死刑复核的结果，坊间汹汹更多的不是出自案件本身，而是对公权力失去信任的一个表现，这也是司法不能独立的一个必然结果。实际上多数鼓噪者一无法律知识，二甚至没关心过案件本身的细节，只是本着一些很单纯的反体制思维来推动自己的行为。其他一些人所要的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要的也不是司法公正和独立，而是有选择的司法公正和独立。但是没办法，有些人就是喜欢站在安全的地方，说着慷慨激昂的话，看血流成河，反正不是自己的血。　所谓的民意并不一定就是真相，民意只不过是一种诉求，一种情绪。一种并不精确的、急切的诉求。作为情绪就需要宣泄，不然就会越积越多。但没人能保证给这股情绪一个正确的宣泄口，相反，一些媒介出于自己的目的在诱导、甚至操纵这股情绪发展。（是否正确）当公共舆论成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动员对象时，诉诸情感便大大超过了诉诸理性。媒介，作为新闻的传播渠道而言，报道事实是应有的题中之义。可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媒介可以不受指责地去报道任何事实呢？媒介也不能一味地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乐。媒介不该通过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来标榜自己。我们需要媒介理解自己的话语权力的本质，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并且懂得生命与社会的哲学，懂得维护人们的尊严。一个公平的舆论环境，即能使新闻得到有效的传播，又能使得媒体的到更高的可信度。所以，要想拥有公平的舆论环境，就必须有不同立场和方式的媒体对一个新闻事件进行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媒体一定有自己的立场，无论他有没有直接评论一个新闻事件，因为他的立场已经存在于它的报道过程和对信息的筛选上了。而媒体的立场对于一件有争议的新闻事件的报道，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媒体只站在一方，那么另一方由于在新闻事件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么他在现实的事件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舆论压力”。而舆论压力造成的结果是，事件将不会按照它本来的因果关系和两方的力量对比来发展下去，而有可能向着相反方向发展下去。于是这个时候，媒体不再成为一个单纯的传播信息的媒介，而成为了有影响力的“社会势力”，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影响力。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媒体的立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媒体的立场能够改变很多人的立场，而媒体的立场来自于媒体背后的控制势力。因为仅仅报道了事实就认为是完成了媒介的崇高伟大的责任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于是，我们可以理所当然的想象到，当一个媒体机构被一种势力控制的时候，它的所有新闻，包括新闻的种类、内容都会发生改变，这个改变一定是有利的，有利于传播控制媒体的势力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取向，甚至于对一件事情结果的左右。这正是利用了“群体心理”这一模糊存在的事物。历史上有许多这样典型的例子，从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到体育比赛解说员对自己国家队的钟爱，无数的瞬间和事件都是利用媒体对群体心理进行引导作用。什么是媒介的事实？最简单的解释是这样的：“小明开枪杀死了小王”，这是事实。同时，“小明作为司法部门的行刑者开枪杀死了死刑犯小王”，这也是事实。在此之外，“小王家里有两个三四岁大的孩子”，这也是事实，甚至“小王家楼下的小区里经常有人随地大小便”，这也都是事实。媒介的事实，永远不是真正的事实。无论媒介选择去向我们展示哪一种事实，都不可避免的失去了向我们展示其他事实的机会。新闻媒体的态度不可避免，作为普通的民众，如何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想法，而不会成为舆论的工具。是我们需要警醒的问题。报道：“#遥远的距离#夏健强曾深信：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家人眼里，爸爸乐天，最爱搬名人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沈阳刺死城管小贩今日死刑 儿子曾深信爸爸会回家”在没有任何具体案情对比的前提下，仅以新闻报道标题，作为唯一的对比依据，是一个严谨的案例对照方法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这种对比带有非常强烈的暗示性，但是不具备任何其他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