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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古代文论体系概说 第一讲 文学本质论 一、“诗言志”·“诗缘情” ——文学的情感与志意  一、“诗言志”说 1·《尚书·尧典》提出 被朱自清誉为中国文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2·汉代《毛诗序》的理论发展主要有两点： 其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揭示了“言”和“志”在“诗”这一文学样式中的结构关系。 其二，“发乎情，止乎礼义”：进一步把个人情感志意的抒发纳入伦理教化之中：以“情”为起点，以“礼义”为旨归。 (二)、“诗缘情”说 1·陆机《文赋》提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因情而生，文词宜华美；赋铺陈其事，文词宜清楚明了——文体；内容和形式。 如果说“缘情”从核心上突破了文学的政治教化樊篱，那么“绮靡”则从形式上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征。 从“言志”到“缘情”，发展了中国诗学传统。 2·刘勰基于“情”而构筑其文学创作论，从而深化了“诗缘情” 说。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 “情”激发创作热情-- 《知音》：“情动而辞发” ； 《体性》：“情动而言行”。 “情”为艺术构思核心--《神思》：“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在艺术构思中情感和物象的结合取决于情感的变化。《总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把握写作的规律性，作好创作准备以等待创作意兴的到来。《定势》：“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根据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来选择体裁，并遵循体裁的要求形成不同的语体风格。《镕裁》： “设情以位体。” 3·进入唐宋，“诗缘情”与“诗言志”在古代文论史上前后相继，各标一帜的态势形成，也有人主张二者为一。 4·在明清诗论中，“诗缘情”的影响比“诗言志”更为突出—— 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明代公安派“三袁”强调诗写“性灵”：“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清代袁枚亦主张写性灵。 明代传奇戏曲大师汤显祖的主情说是时代的心声： “人生而有情” （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记题词》） 5·思考：“情”和“志”的关系？ （三）、“发愤”说 立论：文学是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 发展线索：“发愤抒情”（先秦屈原《惜诵》）→“发愤著书”（西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不平则鸣”（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穷而后工”（北宋欧阳修《梅圣愈诗集序》）→“不愤不作”（明代李贽《水浒传序》）→“怨毒著书”（明末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孤愤”（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 陆游《读唐人愁诗戏作五绝句》其三: 天恐文人未尽才， 常教零落在蒿莱。 不为千载《离骚》计， 屈子何由泽畔来？ 《聊斋志异·自序》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二、“教化”·“讽谕”·“载道”： ——文学与政治教化 （一）、“教化”论（上对下） 1.先秦教化论 孔子的理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论语·阳货》) 孟子：“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荀子：“夫声乐之入人也深 , 其化人也速 , 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放纵）,乐肃庄则民齐（同心同德）而不乱。”(《荀子·乐论》) 2.汉代教化论在诗歌理论中发展 “诗教”《礼记·经解 》：“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 “主文而谲谏。”规劝善用比兴，讽刺要委婉。 “风教”《毛诗序》：“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风：1·土风，即民歌。2·诵读吟咏。3·风教：用文学作品如诗歌教化人民；“上”对“下”的教化。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文学的社会功能 3.元明清小说戏曲理论强化了教化论 元明清三代教化论在小说戏曲理论中盛 行。 元代的高明在《琵琶记》的第一出“副末开场”中发表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教化宣言。 明太祖朱元璋评《琵琶记》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 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给 “三言”的命名。 近代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继承发扬了教化观。 （二）、“讽谕”说（下对上） “讽谕”即不直言，而是以微辞指陈时弊，批判现实。主要指下对上而言。 讽谕说盛行于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序》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 《汉书·艺文志》批评说：“汉兴，枚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