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翻译的方法.pptVIP

明显倾向性：异化倾向于原语文化和原文作者（SL culture or author oriented），归化则倾向于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TL culture or reader oriented）。 韦努蒂明确表示自己倾向于“异化”策略。他在考察了17世纪以来的英语翻译历史之后，发现“通顺”（fluent）的翻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德南姆（Sir John Denham，1615—1669）、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到泰特勒（A1exander Tytler，1747—1814），都主张翻译要力求通顺易懂，并把自己的这种主张贯彻在翻译实践当中。“通顺”翻译的优点是：译文读来不像翻译，不着翻译的痕迹；而这也是人们通常拿来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 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认为： 译文应该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 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 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 韦努蒂却认为：这种透明的假象让读者看不到译者付出的劳动，译者变成了隐形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在他看来，这种“隐形”或“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正是译者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尴尬处境。 其根源：这其实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一种体现。 西方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来选择和翻译外语文本的，其推崇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正是所谓的“归化法”，即在外语文本上打上译入语文化的烙印，同时抹杀其原有差异性，使之符合译入语文化的规范，从而达到完全同化的目的。 说到底，异化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抵抗式”（resistant）翻译：即故意采取一种不流畅的（non-fluent）或陌生化的翻译风格，意在凸显原语文本的异质性，摆脱译入语文化从意识形态上对它的控制，从而显示译者的存在。在他看来，异化翻译可以成为遏制民族中心主义，批判文化上的孤芳自赏，及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段。 中国传统译论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归化”或“异化”概念，但有学者认为： 唐代玄奘法师的“五不翻”之说其实可看作是“异化”翻译思想的雏形。 20世纪30年代，鲁迅：翻译是应当“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的问题进行过思考，并得出结论：应该“兼顾着两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还认为在语言上不必完全“归化”，而是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不顺”，“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达法”。鲁迅的看法虽然与韦努蒂的出发点不同，但和后者的“异化翻译”思想确有不谋而合之处。 二、如何正确认识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 韦努蒂提出以“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彰显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提升译者的文化地位，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对于推动文化问的平等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也应注意：韦努蒂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略以及被压抑在英美文化边缘的翻译行为的。 “归化”和“异化”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借翻译的视角来阐释其反帝国主义、反文化霸权的立场；韦氏反对译文通畅的主张也是基于这种立场，其实并不适合盲目地拿来指导翻译实践。 此外，韦努蒂的“异化”思想是基于他对英美大国在翻译活动中用地道归化的英语来淡化弱势文化地域特点和语言独特性的不满和批评，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并不一定适合在其他文化语境下推广，比如在法国或其他欧洲小语种国家，采用异化策略来翻译英语作品的话，恰恰方便了英美文化的长驱直入，反倒是归化的译法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保留自己语言的特色。 韦努蒂大力提倡“异化翻译”，他本人也意识到其中有一些矛盾之处，即“异化”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概念，当中仍然涉及一定的“归化”因素，因为原语文本在进入译入语文化之后，必须依赖译入语文化的主流价值才能“显现”（visible）。因而，韦努蒂后来特意强调：异化和归化具有“一种非本质的可变性，只能在译文产生及发挥影响的特定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对其加以定义”。 异化理论提出后在译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少翻译学者从异化论的角度出发，对翻译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直译、意译、对等、忠实等等，进行了重新审视，而业已沉寂了一段时问的“直译/意译”之争也因此重新浮出水面，并演化为一场关于异化和归化孰优孰劣的论争。 “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这两对概念的不同：归化和异化可看作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归化和异化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如果说直译和意译只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