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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如何在反倾销领域利用WTO规则 　　反倾销作为WTO所规定的旨在维护和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公平化的一种法律制度，同样离不开各国国内法的配合，因而反倾销的国际与国内立法的繁盛往往是同步的。但这不代表国内法可以任意背离WTO协议的原则和具体规定。综观WTO的反倾销规则，其立法的逐步细化和完备体现了WTO意图在抵制倾销和促进国际贸易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管制和协调各缔约国的反倾销立法和措施。那么2001年12月11日，WTO规则正式对中国生效后，中国应毫不犹豫地充分利用WTO反倾销规则所赋予的权利，认真审视别国(缔约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立法和措施，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要求其符合WTO规则，从而保护自身利益，改变受制于他国国内法的被动局面。 　　一、 在反倾销领域利用WTO规则所涉及的主要法律依据 　　1。《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GATT第六条是第一次以国际协议的形式对反倾销问题做出规定，主要确立了反倾销的原则。作为初次立法尝试，其规定简单而模糊，与其说是一种规制，不如说是对各缔约国的一种授权，使合理使用和滥用反倾销措施的界限很不清晰。这也促使了后来的进一步立法。但在WTO反倾销规则中，其作为“纲要”和后续协议的“基础”，依旧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 　　2。《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1994年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在1967年和1979年的两个“反倾销守则”的基础上制定的，相对GATT第六条，其在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上有了重大改进：实体法更为科学，程序法更为详实;同时增加了“反规避”等内容。体现了其两个宗旨，(1)建立统一的反倾销标准和秩序;(2)加强对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为目的适用反倾销措施的限制。该协议是WTO体制下最主要的反倾销规则。 　　3。《争端解决规则及秩序的谅解》，之所以将该谅解作为这里所讨论的法律依据，是因为它是以上两个反倾销规则得以遵守和实施的法律保障。如果将前者视为“实体法”，则后者就成为一种“程序法”。当然，在“1994年反倾销协议”的第17条，也作了“协商和争端解决”的特别规定，根据谅解第1条第2款的规定，就反倾销争端解决而言，当第17条的规定与谅解发生冲突时，前者将优先适用。 　　二、 中国面对他国的反倾销威胁，如何在反倾销领域中利用上述规则 　　1、 直接利用反倾销协议中赋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也是我国入世的原则之一。WTO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也在多方面做了一些实体与程序上的优惠规定。在反倾销领域，这种优惠待遇首先体现在由13个国家和地区在签署“东京回合守则”时发表的两个声明中，当然，其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则是“1994年反倾销协议”的第15条——发展中国家成员。其规定如下：“在根据本协议规定考虑适用反倾销措施时，应认识到发达国家成员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情况必须给与特别考虑，如果适用反倾销税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根本利益，则在适用反倾销税之前应仔细探究使用本协议规定的建设性救济措施的可能性。” 　　这些优惠待遇是中国入世后可以享受的权利，它意味着即便中国的产品构成了倾销，但在考虑到相应情况后，进口国有义务照顾出口国的利益而采取其他“建设性救济措施”。这一规定相当原则化，且这种权利的实现要依赖于进口国的理解和遵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优惠待遇是毫无保障和效力的装饰，因为事实上，在1999年9月7日，印度就欧共体对其出口的棉质床单征收反倾销税，请求成立专家组，其中一项抗辩就提到欧共体采取的反倾销措施，没有考虑到印度是发展中国家，违反了反倾销协议的第15条。 　　中国加入WTO，一方面当然可以像印度那样对他国所采取的苛责的反倾销措施依据上述第15条向DSB提起申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仅仅依靠优惠待遇来改善我国处境的想法还过于单纯。因为就在2001年3月12日，DBS通过了上述欧共体床单案的专家组和上诉组报告，专家组认为“放弃对发展中国家征收最终反倾销税不应当属于优惠发展中国家的建设性救济措施”，而专家组认定的可行的救济措施 ——少征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和帮助上，其效果显然不像我们以往对第15条期望的那么大。 　　2、 结合反倾销协议，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保护自身权益。 　　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我国在反倾销领域利用WTO规则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无论是前文提到的优惠待遇的取得，还是对进口国不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国内法的抵制，其最终都要得力于这一机制的保障。归纳起来，中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1)在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指控中，中国要认真审视该国的反倾销调查程序及措施，一旦发现该国的行为违反了WTO反倾销规则，侵犯了中国的利益，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