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考述.docxVIP

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典礼乐的传承考述周代的“礼”立意高远，内涵深刻，仪式繁复而精致，它是包括了礼“义”（即礼的理念）、礼“仪”（举行礼典和日常饮食起居时的仪式）、礼“容”（举行礼典和日常饮食起居时的动作规范和情感要求）的一整套制度，同时又是一种寓意深刻、内涵丰富的文化。从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开始，原先已成为制度的、既为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法则、又规范了各色人等的权利、义务的“礼”便逐渐从实际典章制度的领域逐渐退出。从这时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便试图挽救周“礼”，做了整理典籍，传承礼乐等大量工作，这是学者们熟知的。本文试图对战国至汉初儒家传承周“礼”义、仪、容等的具体情况作些考察，以窥见古典礼乐从春秋时期崩坏到汉初片断地保存于竹帛，古典雅乐则几乎完全失传的具体状况。春秋时期，周“礼”开始崩坏。不过，春秋时期周“礼”的理念、框架、仪式还未被最终动摇，各种礼典也仍在按惯例施行——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此举虽被孔子婉责[1]，毕竟还有告朔之礼；鲁国禘祭“灌”后的程序孔子不忍观看[2]，毕竟该祭名义还在；季氏僭越礼仪，用天子的八佾舞于庭以及到泰山封禅，这些都引起孔子的无比愤怒，但这表明大夫、家臣们还需要礼仪装点自己的门面。到战国时期就不同了，战国时期礼制完全崩坏，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绝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亭林此语形象地概括出了战国时期礼仪荡然无存的情况。“严祭祀”是祭祖礼；“重聘享”“宴会赋诗”则反映了朝聘会盟之礼在春秋时期仍然是解决周王与诸侯国间、不同诸侯国间存在问题的方法；赴告是诸侯国有事互相通报之礼，策书侧重指册命礼。这些礼典到战国时期，因无益于富国强兵的紧迫需要，变得不合时宜。但在这一阶段，周代“礼”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儒家保存下来，《庄子·天下》提到“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言“诗书礼乐”[3]，而古典贵族文化的精髓正保存在《诗》《书》礼乐这几部书中。儒家除了编定经书外还有仪容、雅乐的传习，这一过程不绝如缕，大致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汉初。它使古典贵族文化艰难地保存了下来，没有完全失传。大体说来，战国至汉初儒家对礼典、礼乐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一为直接传习，如冠昏丧祭等礼典的登降揖让方式、雅乐歌舞的吟哦动作的传承多采取这种方式；一为将礼典撰作成书教授弟子开派传习。在这个过程中，宗周旧礼的义、仪、容终于被部分保存了下来。不过此时，对义、仪、容的记载和陈述散逸在诸经中，已非“礼”在古典贵族文化中“义”、“仪”、“容”浑然一体的面貌，不是对之有深刻理解的大儒经师难以理解其整体旨趣。与此同时，周代雅乐的失传更是迅速，《乐》的成书和亡佚集中表现了周乐终于成为绝响，本文亦将对之作些考察。一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礼“义”的传承这里我们首先考察战国至汉初儒家对古礼“义”的传承。“义”是“礼”的形而上层面，它是发展到完备成熟状态的周“礼”的核心。周代“礼”中形而下的那些具体内容——物化礼乐（城墙宫室的规模、衣服车马的数度、列鼎铺簋的个数等）中，均由数度隆杀体现等级尊卑之意——城墙宫室有一定高度，列鼎铺簋有固定个数，行礼的登降揖让有一定次数，人们认为这些所体现的社会秩序是跟天地运行的规律，万物有序的状态一致的，礼“义”正起着将天地运行的规律和社会各等级的和谐二者之旨融为一体的作用，这从《左传·昭公25年》一段对礼的阐述可以看出[4]。礼“义”是礼的灵魂，春秋时期开始“礼崩乐坏”，人们对“礼”的“义”“仪”“容”之间关系的理解已开始不那么贴切。《左传·昭公5年》记鲁昭公逃至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因此认为鲁昭公善礼，大夫女叔齐却说鲁昭公“不知礼”，又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这里晋侯将“仪”看成礼，其实并没有错，而女叔齐则侧重于“礼”的“义”，女叔齐将之称为“礼之本”，将鲁君擅长的礼仪明确称之为“仪”；又《左传·昭公25年》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赵简子回答：“是仪也，非礼也”，这两条春秋晚期的资料说明当时“礼”的仪式繁缛，贤大夫将礼的“义”、“仪”分开认识，晋侯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说明礼的“义”“仪”的关系已不是每个习礼的贵族都了然。对礼“义”的隔膜实际上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孔子擅长六艺，编订六经，反映了他作为一代圣贤对礼“义”、“仪”关系的熟谙。到后来社会继续变动，“儒分为八”，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原先就开始模糊的礼“义”的传承更加艰难。战国时期，礼“义”是通过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