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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朴学传统中追溯清初考据学兴起的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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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朴学传统中追溯清初考据学兴起的学术渊源
汉唐经学及其发展过程,孕育出朴实求证学术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虽然因为理学的崛起走向边缘,但从未消失。随着清初内外环境的变化,重新受到学界青睐,成为清初考据学兴起的历史最为悠长的学术渊源。《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阎步克著中华书局2009年11月第一版462页,43.00元考据学的崛起,是清代学术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唯一让学术界困惑的问题是这个传统的渊源。众所周知,朴学传统兴起于十七世纪,因为方以智、顾炎武、阎若璩等学者的倡导而逐渐蔚然成风。同一时代前后,西方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在讲求实证上的执著和认真,很容易让人看作考据传统的同宗亲戚。更富有刺激性的问题是,这场革命的成果从十七世纪初期,就随西教士东来,传入中国。因此,从梁启超以来,不少学者强调西学东来和朴学传统兴起的关联。且不论西方科学传统的复杂性,就假定西教士的科学译著,确实代表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传统,它们要实实在在地影响中土学者,恐怕有一个复杂的知识传播和接受过程。没有对这个过程作细致的考察,就把考据学传统看成西学冲击的结果,其结论仍然难免只有大胆假设而无小心求证的嫌疑,更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解释。 有鉴于此,有学者另辟蹊径,追寻朴学传统的来源。在这方面以详实证据给出突破性建树的是已故的学术大家张舜徽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在名著《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见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中认为,“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举凡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和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他在七十年代结集成书的《郑学丛著》中,更认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以三礼注为代表的注经方法,已经为清代朴学家树立了典范。“(郑玄的)注书之法,缜密至此,所以启示后世涂经者为用甚大。……(乾嘉诸家)治学之法,亦郑氏导夫先路也。”(142页)。张舜徽先生的《郑学丛著》是在对三礼郑玄注逐字逐句地研读基础上写成的,他本人又是清学史研究的大家,这个结论自然不由得人不信。但是,它引发了新的疑问。通观十七世纪末叶学术界、出版界,当时最重大的事件是以宋元经注为中心的通志堂经解刊行,而“家家许(慎)郑(玄)”的局面要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现。要让郑玄和明清之际以来的朴学序家谱,是否有解释过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如张舜徽先生解释所言,郑玄确属为朴学型学者,那么,郑所代表的学术路数,究竟是个人孤芳自赏的选择,还是汉唐经学的一种主流特点?如果属于后者,又是什么样的学术内部和外在的因缘,支撑这种朴学传统的存在和延续,到清代重放异彩?至于他强调清代考据研究的途径和条件,都是“宋代学者创辟的”的说法。这更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难道宋儒的考证方法,完全是在否定汉唐经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问题,随着阎步克先生的《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问世,有了新的更周全的诠释。阎著的主题是周秦到明清的帝王服制演变,及其历朝就此在官方民间展开的有关争论。全书十一章,宋明部分仅一章,重心在著者精通的中古中国。全书通过详尽的分析,把周秦以来,特别是后汉到唐代围绕着舆服制度变迁更替的一系列重大争论和制度变化,就如一幅幅笔墨精细的山水画展示于读者面前。只是“画”中的内容多数在笔者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外,自然也轮不到笔者说长论短。按著者的计划,他要“从服饰看权力”(5页)。不过,周秦以来六冕礼制及其相关争论,绝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专擅的政治论题,更是儒家经学历史的核心内容。因此,阎著完全可以当一部经学史来看待。近年来,尽管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儒学史,但是,就笔者陋见,像阎著那样,通过一个具体礼学问题在不同时代的迁延,来进行解读的研究,似乎少之又少;而能把政治和经学融会贯通,来分析一个礼制细节在千年跨度内的变化,可能是第一部,而且有可能是绝响。因为汉唐礼制之学的细碎繁复,就笔者许多年前短暂的学习体验,足以让对它的研究成为对一个学者地狱般的煎熬和惩罚。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人沉下心来,像阎步克先生那样,精细地计算皇帝冕服上的花纹和玉石数目,真是大可怀疑。随着阎著的问世,我们有幸从一个难得的新的视角了解汉唐经学,特别是其礼学的演变。值得指出的是,阎著不仅有工笔画般的精细,更有泼墨山水式的宏大视野,因此能够于繁复历史细节后一语揭示其脉络走向,尽情挥洒于他对郑玄学术的分析之中。通过小处入手的个案解剖和长时段综合贯通相结合,更清楚地展示出实证理性学术传统,如何通过六冕之类经学讨论,逐步积淀成型。考证学传统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足够的文献和史料,使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学者可以就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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