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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重建 　　我国古代很强的宗族思想和传统，深深地影响到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我国的监护制度主要采取了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居委会、村委会及民政部门)为辅的制度设计。这种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设计表明我国立法者对于未成年人监护的认识，还停留在私域化、亲属化、自治化观念中;未成年人“国家人”、“社会人”的现代身份境界未获确认，因此产生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存在过分倚重亲属以及公力介入有限并缺少可操作性的问题。当前许多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对监护问题都非常重视，制定了比较完备、操作性强、有利于未成年人发展与保护的监护制度，而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相对于国外的监护制度而言，显得过于原则、笼统。 　　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一些规定也已明显不适应新情况，亟需进行改革完善，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建立监护监督、惩戒制度，完善监护的设立、变更、撤销、恢复制度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 “未成年人”即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公民，他们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合法权益，国家有责任“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第六条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的法律制度”。“未成年人的监护”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即为依照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其具体内涵体现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 　　第44届联大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规定了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我国于1991年12月加入《儿童权利公约》。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我国应当履行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确立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的成员国义务，把儿童最佳利益作为未成年人监护的最高原则，同时还应该对未成年人最佳利益进行详细的解释，以加强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而目前对未成年人监护问题，如不良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青少年犯罪原因、“留守儿童”问题、“沉迷网络”问题、儿童意外伤害事故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存在的问题，但在解决方法上却多从对家长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的改变、对未成年儿童不良行为的教育和限制上进行思考，尚未从更新理念、加强政府的监护职能和立法上重构监护制度上入手，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使儿童最佳利益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国家正在运用具有权威性的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来解决与未成年人监护的有关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未成年人发展战略，使与未成年人监护有关的社会事务和集体行动进入到新的更高的层面，进入到国家政策的领域。例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德国，专门成立未成年人政策与行政部门，并且赋予这些部门很高的规格与地位，专责制订和实施针对未成年人群体的国家政策，并负责有关的行政事务;有些国家或地区制定和实施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律与法规，形成了较稳定、完整和独立的群体专适性法律体系，有关未成年人的国家政策的发展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由于有明确、统一及权威的政策，有比较协调、有力的执行机制，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得到了更为有力的应对、更加有效的处理，使未成年人的生存与成长境况有很大的改善，亦有助于整体社会积极、健康的发展。 　　此外，各国还相继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构建了国家公力监护，如越南。构建未成年人监护的国家干预制度是对家庭常态监护的有力督促和补充，是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顺应未成年人监护公法化的客观要求。 　　总之，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以下几点共同规律：家长权逐渐淡化甚至退出历史;未成年人监护中利益保护目的逐渐明确并强化;国家公权力逐渐渗透未成年人监护并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系统的监护制度，未成年人监护逐步从私人事务向公共事务演变。 　　按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实行的这种“泛社会化”的未成年人保护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迫切需要一种能代表国家和政府承担公共职责和权力的政府机构，对未成年人监护事务进行强有力的监管。 　　正因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指导思想中存在着过分倚重亲属监护，忽视社会与国家的监护责任的倾向。我国《民法通则》中对政府及司法系统启动公力介入或替代监护的规范内容也极少，并且没有有效的实施机制，可操作性很差，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的利益时，被监护人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因为我国监护基本上被认为是私法上的事情，他人不得干涉，否则就有多管闲事之嫌，即使有公权力介入，公权力介入的程度也是极其微弱的。因为，按照我国的现行立法，司法机关不能主动介入监护事务，除非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