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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如何做校长 徐迅雷 今天的大学校长，既好当又不好当。从好当的层面看，如今校长的权力大了，办学的家底厚了；从不好当的角度看，如今大学的情况复杂了，行政化的面目更严重了。 最近有消息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今年要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将去年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在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18.5万个名额，由东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多措并举，使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 当然，这是关于教育公平，尤其是缄乡教育公平的好事。北大不是北京人的北大，复旦不是上海人的复旦，浙大不是浙江人的浙大。这个常识大家都懂。作为精神高地的大学，无疑应该懂得什么叫教育公平。大学的校长，应该主持这样的公平。本来高校自己就应该把握好的招生公平，却要国务院来“计划”，看来教育仍然陷在计划经济的泥淖里没有自拔，整个制度框架就是这样。 民国时代，蔡元培、梅贻琦当校长的时代，大学怎么办，是大学自己说了算的。而今的大学校长，只是政府序列里的一个官员。如今大学校长是怎么做的?官怎么当，校长就怎么做。做官和做校长是一样一样的。官怎么任免，校长也是怎么任免；官怎么落马，校长也是怎么落马。 大学校长怎么上去和怎么下来，时代不同，情形大不一样。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书中，就有一节讲到梅贻琦就任校长之前清华领导权的频繁更替。“1920年前后，因校长压制民主而惹起公愤，不到1年，就有3位校长接连被赶走。1930年前后，又有3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赶。罗家伦、吴南轩是其中之二；中间一位乔万选(阎锡山派来的)，连校门也没让进，在他来‘上任’时被学生拒之于校门之外。阎锡山一看形势不妙，只得将乔召回山西”。(见该书第84页)清华校长那时为何走马灯似的换人?因为学生心目中有明确的“校长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否则，那就“拜拜”。清华的学生很可爱，他们不仅把那个乔万选拒之门外，而且还要他当场签字，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由此造就了清华史上著名的“驱乔事件”。这个乔万选最悲惨，他好歹也是出身清华，早年留学美国，获得过博士学位；可是，清华的师生不爱你，光上司爱你是没用的，真是想当校长连门都没有。 而今大学师生想要让一位校长下台，那才是连门都没有。只有年龄到杠了，或者异地任职了，或者贪污腐败了，这校长才会由上级决定免去该职位。这跟官员的升迁去留一个模样。 就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落马成为轰动新闻的时候，有个大学校长的落马，没有引起大多人的注意：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江西省纪委带走调查。这消息在新闻网站里仿佛打了个水漂，倏忽而过，其影响力甚至远远不如海南那个带幼女小学生开房过夜、涉猥亵儿童已被批捕、被双开的校长。 周文斌是谁?除了大学校长这个最响亮的名头外，他还是博导，中共十七大代表，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第六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地学与资源环境学部委员。他年轻，生于1960年，2002年就出任南昌大学校长了。他专业是搞地质的，本身的“质地”应该不错，可是在行政化的大学、官场般的高校，当了十多年的校长，浸了十多年的酱缸，跟其他腐败官员一样地落马了。 周文斌有一段关于“梦想”的名言：“我们从不缺乏对高等教育神圣的信仰，我们坚信大学应该成为一座精神的岛屿：我们恋恋不舍地回望蔡元培的北大时代和梅贻琦的清华时代，我们忧心忡忡于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时光已经过去。或许是一切才刚刚开始，关于大学的发展还有很多新的模式和可能，除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守夜之外，大学还应该有更多的担当。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可是，这个很有诗意的关于“担当”的梦想，大概还没开始，就已经碎了。 网友问：“大学校长其身不正何以正教育?”问得好。没底线的人最喜欢高谈“路线”，老做个人名利权力梦的人最喜欢阔论高屋建瓴大而无当的家国梦。如何实实在在当好一个校长，却成了一个大问题。 如今我们如何做校长?简而言之，无非也是做人与做事两方面。做事，应该做的是符合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的事，招生公平是起码要去做好的事，而不是去做招生后门、招生腐败的事。至于做人，底线总要守住，小学校长总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去猥亵幼女学生，大学校长总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去贪腐捞钞票。 在刚刚收到的最新一期《民主与科学》杂志中，我读到了一组大学校长们的演讲稿，很感慨，很感动。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医学家沈祖尧在2011年颁授学位典礼上的演讲《祈求你们“不负此生”》，堪称人文经典。教育情怀，洋溢其中；做人标准，简单明晰。沈祖尧校长说：“我祈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