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docxVIP

2011年第3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3 2011总第251期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Sum No．251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孙志鹏(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摘要]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 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 多元文化分析。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 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关键词]《菊与刀》}日本学者；耻文化；集团主义[中图分类号]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1)03一0093一06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使用文化类型学的方法描绘出一幅日本人形象：处身于等级制 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一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日本人的行 为具有“集团主义”倾向。“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 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就能很自然 地实践德行。日本人认为肉体和精神可以和谐共存，但这也同时造就了人格中的二元对立，总是以无原 则的相对视角看待世界。日本人的这些特殊性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儿童教育方式。这种描述在战 后初期成为认识日本人形象的基础，对此，日本学者从战后到现在呈现了不同的心理历程。一、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菊与刀》在日本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讨论。1950年5月，《民族学研究》专门出了一本“特 集”对此书进行探讨。川岛武宜在《评价与批评》中认为：《菊与刀》在比较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试图结构性掌握日本 人这点上值得评价，但是她的分析欠缺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的人群，忽略了阶层以 及职业上的差异[1]2”_270。南博在《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中认为：本尼迪克特使用的资料以明治中期以后 的文献为主，最多接触到大正初期的纯粹日本文化，她的研究流于观念论[1]27卜274。有贺喜左卫门在《日 本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制问题》中认为：《菊与刀》注意到以天皇制为首的上下阶层制度以及政治阶层和地 方自治的二元性存在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但有必要对农村与都市的社会结构做更细致的探求[1]27卜2“。 和进哲郎在《对科学价值的质疑》中认为：《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收稿日期]2010一10一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70005)；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项目(09SSXT017)[作者简介]孙志鹏(1982一)，男．河南新乡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93·万方数据法误解为全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区分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和普通日本人的观念[1]285_289。柳田国男在《普 通人的人生观》中认为：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耻的文化”本来只限用于武士阶级，“义理”也不是日本首尾一贯的文化模式[1]2∞_297。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缺点是毫无批判地使用 资料，把各个时期的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混为一谈，误解日本人的地方很多。例如，不加批判地使用江 户时代学者记述的传说和明治以后的军人敕谕；从前线的日本军人身上得出日本人好战的印象；本尼迪 克特对“义务”和“义理”的分析也缺乏历史性的考证而将其作为同一概念对待等等。最后津田认为本尼 迪克特将各种概念进行平面整合以及使用超时间的方式抽取日本文化特质和原型的方法很难全面认识 日本人的性情，“这种方法，也许可以用在无历史的、社会构成和生活状态都很简单的未开化民族，但是 对拥有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了复杂社会结构和高级文化的日本人来说，恐怕就不合适了。[2。以上诸位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批判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第一，本尼迪克特既不懂日语也不是日 本史的专家，在资料的分析和使用上造成很多错误。第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 把明治以前的历史背景和明治时期的特点综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没有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化。 第三，本尼迪克特试图构建同质性的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职 业、年龄等因素的差别。日本学者以上的批判确实指出了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论证严密性上的不 足之处。而本尼迪克特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要以超越历史的视角来整体性地把握人类 文化中不变的概念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