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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字鹤卿、孑民，号孑农。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汉字改革和世界语的积极推行者。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9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2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任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和1912年两次赴德国留学。???? 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大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1916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1927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27年，历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部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终年72岁。著有《蔡元培选集》。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反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不予干预。这体现在他不仅聘请思想进步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同时延揽了思想保守但学识渊博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任教。譬如教文字学，旧派学者黄侃和新派学者钱玄同同时任教，学生可自由选课不受拘束。他还三顾茅庐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以及尚在美国的胡适，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搬进北大，使北大很快便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阵营。 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有过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大胆尝试；有过教授治校，平衡学科的深入思考；也有过首招女生，男女同校的锐意改革。因此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1917年，他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学与术分校，文与理同科。他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两类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不同，但地位同等，不存在高低之别。同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精简学校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学生自治。这其实是借鉴了德国与美国的教育模式，在当时一扫旧制，相当地引人注目。 “五项教育” 1912年2月公布的近五千字长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蔡元培当时的教育思想和方针。蔡元培把他设想的教育内容归结为五项：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 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 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 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写作背景 该文写于1934年，在蔡元培已离开北大7年之后，最早载于《东方杂志》。文章中，蔡元培回忆了自己在北大担任校长期间所经历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以及他的应对方法和措施，而在这些方法和措施背后，则透露出他独特的教育思想。 评价蔡元培 美国学者杜威也曾经这样评价蔡元